報導ㄧ開始有個43歲的女性叫小林(Kobayashi)她曾試圖自殺4次未果，第一次是在她22歲時，後面就跟疫情有關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生命線專線：1995
張老師服務專線：1980
衛福部安心專線：1925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28/...-hnk/index.html

當時從事全職出版工作的她，薪水不足以支付東京的房租和賬單，小林說她真的很窮，事發後在醫院昏迷了三天

現年43歲的小林（Kobayashi）為她的心理健康問題寫新書，並在一家非政府組織工作穩定，但是新冠疫情正在帶回她曾經感受到的壓力

她說被減薪，看不到隧道盡頭的曙光，經常感到一種危機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貧困

專家警告說，大流行可能導致精神健康危機，大規模失業，社會孤立和焦慮正在給全球人民造成巨大損失

根據日本國家警察廳的數據顯示，十月份自殺死亡人數比全年迄今Covid-19還要多，自殺人數為2,153，日本厚生省說截至上週五，Covid-19 死亡人數為2087人

日本是少數幾個及時揭露自殺數據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例如美國的最新國家數據是從2018年開始的

日本數據可以使其他國家深入了解防疫措施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以及哪些族群最脆弱

東京自殺專家早稻田大學副教授Michiko Ueda 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甚至沒有採取封鎖措施，Covid的影響很小，但是我們仍然看到自殺人數大幅增加

這表明未來其他國家的自殺人數可能會出現類似甚至更大的增長

Covid對女性的傷害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6年日本的自殺死亡率為每10萬人中有18.5人的死亡率

僅次於韓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是全球年平均水平的每10萬人中10.6的三倍(註：2017韓國已超越日本列東亞自殺率第一)

儘管日本自殺率高的原因很複雜，但工作時間長，學校壓力大，社會孤立以及圍繞精神健康問題的文化污名都被認為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

但據日本厚生省稱，在截至2019年的10年中，日本的自殺人數一直在下降，去年降至約20,000起-這是自1978年日本衛生當局開始保持記錄以來的最低數字。

大流行似乎已經扭轉了這一趨勢，自殺率的上升對婦女的影響更大。 儘管她們在自殺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低於男子，但自殺的婦女人數卻在增加

十月份，日本女性自殺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83％。 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殺人數上升了近22％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幾個，在飯店、食品服務和零售行業（裁員嚴重）中，女性在兼職工作人員中所佔的比例更高

小林說她的許多朋友都被解雇了。 她說日本一直無視婦女，這是一個社會當發生壞事時，最弱勢的人首先被切斷

在非營利性國際援助組織CARE進行的一項針對10,000多人的全球研究中，有27％的女性報告說在大流行期間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戰有所增加，而男性為10％

這項研究表明，令人們更加擔心收入的是，婦女一直在處理無償照護負擔激增的問題

對於那些保持工作的人來說，當孩子從學校或託兒所被送回家時，通常由母親來承擔這些責任以及他們的正常工作職責。

報告稱，三分之一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日本女性指責工作場所騷擾，在大流行期間，對兒童健康和福祉的憂慮加劇也給母親增加了額外負擔。

Akari 今年35歲，她不想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她說，今年早產兒子住院六個星期後，她便尋求專業幫助，我24小時非常擔心

Akari說以前沒有任何精神病史，但是可以一直感到自己非常焦慮，隨著大流行的加劇，她的感覺變得更糟，她擔心兒子會感染Covid-19，感到沒有希望，總是想著最壞的情況。”

一個給你的地方
今年3月，一名21歲的大學生Koki Ozora開通了24小時的心理健康熱線，稱為Anata no Ibasho（為您服務的地方）

他說該熱線是一個由私人捐款資助的非營利性組織，平均每天接聽200多個電話，而且絕大多數來電者是女性。

Ozora說他們失去了工作，需要撫養孩子，但他們沒有錢，所以他們企圖自殺。”

大部分電話通宵達旦從晚上10點到凌晨4點為止，這家非營利組織的600名志願者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時區，他們都清醒地回答了他們問題，但Ozora表示，沒有足夠的志願者追蹤來電者

他們優先考慮最緊急的文本-尋找諸如自殺或性虐待之類的關鍵詞。 他說他們在五分鐘內回復了60％的文字，志願者平均每人花費40分鐘。

匿名者透過線上消息傳遞，人們分享了他們最深的掙扎與日本大多數通過電話進行請求的心理健康熱線不同，Ozora說，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更願意通過短信尋求幫助。

他說在四月份，最常見的信息是來自母親，他們對於撫養孩子感到壓力重重，有些人則承認要殺害自己的孩子。 他說這些天來婦女關於失業和經濟困難的信息很普遍，包括家庭暴力。

Ozora說我一直在接受諸如我被父親強姦或我丈夫試圖殺死我之類的信息，婦女幾乎每天都會發送這類文本，而且這種情況還在增加

他補充說消息的激增是由於大流行，以前還有更多可躲避場所，例如學校，辦公室或朋友的家。

對孩子的壓力
日本是唯一G-7國家，自殺是15至39歲年輕人死亡的主要方式。據衛生部稱在2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自殺率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一直在增加。

Ozora說由於大流行的限制使孩子們脫離了學校和社會環境，他們正在應對虐待，壓力大的家庭生活以及因不願做作業而承受的壓力，他補充說一些五歲的孩子已經給熱線打了電話。

春季大流行期間學校停課導致家庭作業堆積，國家兒童健康與發展中心的Naho Morisaki認為，孩子們見朋友的自由也較少，這也加劇了壓力

該中心最近對8700多名父母和孩子進行了網路調查，發現75％的日本學童因大流行而顯示出壓力的跡象。

Morisaki說他認為孩子與父母之間的焦慮有很大的關係，自殘的孩子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因此他們無法與家人說話，因為他們可能會看到媽媽或爸爸無法聽他們講話

解決問題的污名
Ozora說在日本，仍然存在反對接納孤獨和鬥爭的污名，女性和父母通常以這樣的話開始對話：我知道尋求幫助很不好，但是我可以說話嗎？

談論憂鬱症常常使人們退縮
她說這不是在公開場合談論的話題，也不是在與朋友或其他任何人談論的話題（它）可能會導致尋求幫助的延遲，因此這是我們在這裡擁有的潛在文化因素

早產嬰兒的母親Akari表示同意。 她以前住在美國，她說在美國尋求幫助似乎比較容易

她說當我生活在美國時，我認識到接受過治療的人，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日本這非常困難

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的自殺率在2003年飆升至歷史新高，當時大約有34,000人自殺。 專家說，裁員造成的恥辱和焦慮（當時多數是男性）導致抑鬱症和自殺率上升

在200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加快了自殺預防和倖存者支持方面的投資和工作，包括在2006年通過了自殺預防基本法，向受此問題影響的人們提供支持。

但是Ozora和Kobayashi都說這還遠遠不夠：降低自殺率要求日本社會做出改變。

小林說讓別人知道你的弱點是可恥的，所以你把所有東西藏起來，把它藏在自己裡面，然後忍受，我們需要營造一種可以顯示自己的軟弱和痛苦的文化

名人自殺
近幾個月來，一系列日本名人喪生。 上田等專家表示，儘管日本媒體很少詳細說明此類死亡的細節-故意不講究方法或動機，但僅對這些案件的報導往往會使普通大眾自殺人數增加。

木村花(Hana Kimura)是一名22歲的職業摔角手，是真人秀節目《雙層公寓》（Terrace House）的明星，在社交媒體用戶用仇恨的訊息霸凌她後，於今年夏天自殺身亡

木村花的母親木村響子（Kyoko Kimura）表示，她意識到媒體對女兒死亡的報導可能已經影響了其他自殺者。

木村說Hana去世時，我一再要求警察不要透露她死亡的任何具體情況，但我仍然看到只有警察才知道的報導

她說大流行導致她的女兒花更多的時間閱讀負面的社交媒體消息，因為冠狀病毒的限制讓她無法摔角

木村現在正在建立一個名為“ Remember Hana”的非政府組織，以提高人們對網絡霸凌的認識。

木村說她通過成為職業摔角手而活下來，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理由是她的生活重心，由於無法摔角，她處於非常艱難的境地，冠狀病毒大流行使社會更加窒息

第三波疫情
最近幾週，日本報告了創紀錄的每日Covid-19病例，因為醫生警告說第三波可能會在冬季加劇。 專家擔心，隨著經濟影響的繼續，高自殺率會變得更糟。

上田說我們甚至沒有經歷過大流行的全部經濟後果，大流行本身可能會變得更糟，然後可能會再次陷入半鎖定，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影響可能會很大

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日本對冠狀病毒的限制相對寬鬆。 該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從未實施嚴格的封鎖，例如，其對國際入境者的檢疫限制沒有像中國那樣嚴格。

在疫情激增的情況下，日本人不太熱衷於Covid-19自主管理

但是隨著案件的增加，一些人擔心將需要更嚴格的限制-並且擔心這會如何影響心理健康。

上田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甚至沒有受到封鎖，Covid的影響很小，但是我們仍然看到自殺人數有如此大的增長

這表明未來其他國家的自殺人數可能會出現類似甚至更大的增長

小林說儘管不得不面對減薪和持續的財務不安全狀況，但她現在在應付焦慮方面要好得多。

她希望通過公開談論自己的恐懼，更多的人會做同樣的事情，並且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

小林說我出來向公眾表示，我患有精神疾病，患有憂鬱症，希望可以鼓勵其他人大聲疾呼，我現在43歲，生活開始變得更加有趣。所以我還活著，這是很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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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ㄧ定要有重心，對某些人事物要有興趣或培養多方面才能，就算只有一個人，活著有沒有意義就不是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