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他是很有動機想做，但他對去香港拍有很大的（疑慮？），不是疑慮，其實是違反初衷，他說，《悲情城市》讓他有這個故事的起點就是基隆港，就是基隆外海船隻進港、火車同時進站的那個感覺，船鳴氣笛交錯，同時進來，天又下著雨，那個港灣的景觀…，這是獨一無二的景觀。他要的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說這個故事，這是導演的「vision」，一個視覺創作者，他有很多故事是從一個視覺的前題出發的。

當他說這個故事時，他覺得，如果跑到香港，原來使這個故事可以「誕生的原因」就不見了。

所以個別把每一個故事詳細剖析之後，最後覺得，以他的狀態、以他最合理的工作方式，加上他那種一直要從台灣裡頭找東西的企圖，當時看起來是《戀戀風塵》最沒有風險，創作最合理；就是在那一刻做那個作品，是最不需要跟任何條件妥協的，因為他單獨需要的那些條件跟這個環境的關係最match。其他案子都還要等某些條件成熟，或者需要更多資金，或者需要什麼…，當時看起來《戀戀風塵》最合理，所以就拍《戀戀風塵》。

這是我第一次被侯孝賢列入工作人員，（是製片人？）不是，我suppose應該做這個片子的宣傳。所以開鏡時，我就負責開記者會、寫新聞稿，接下來我就沒有事做了。

因為侯孝賢的創作是花很多時間準備的，你其實是沒辦法幫上任何忙，他永遠是個採擷者，你坐在那裡，他跟你講話，你說什麼，你有什麼反應，通通都會到他那裡去，可是你沒辦法「單獨」替他去做什麼事。後來朱天文也曾提出過同樣的困擾，儘管天文已經是對他幫助最大的人。也就是說，侯孝賢如果有想法，那個故事前端的發展，天文是會起很大作用的。可是侯孝賢是要一個人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每個東西只要稍稍有概念化，他也是不要的，他一定要求每個元素盡可能的真實，譬如，《悲情城市》中決定要把梁朝偉變成啞巴之後，（對對，陳庭詩），他不是跑去看陳庭詩嗎？他一定要有具體的東西對應，他才覺得那是真的，他就是這樣一個奇特的人。

他的準備工作其實其他人是沒辦法幫忙的，你幫的忙都是他創造出來的。

譬如吳念真對侯孝賢來講，都是在故事所有的細節都有了，結構大致上出來了，結構大概天文可以幫他一些忙，最後需要對白，那才是吳念真最厲害的事，那一部份也是天文自己覺得不夠的地方，只有吳念真能寫那樣的對白。

可是寫完之後有什麼用？因為侯孝賢也不讓他的演員看到那個對白（哈哈哈哈）。

張：《悲情城市》的字幕是吳念真寫的！

詹：那是事後寫的，你在表演的時候，孝賢不讓你看劇本的。我也去演了啊（演林老師）。

張：你們都是臨場發揮的？

詹：他講故事給我聽，我那個角色一開始只有兩場戲、兩個鏡頭，可是他把這個人的「一生」都講給我聽，一生的故事。

張：是鍾理和的哥哥？

詹：聽完之後，劇本他不讓你看的。劇本是他在準備過程當中用的，到了現場，他不給業餘的人看劇本，因為業餘的人演戲會去唸劇本，那就完全不像真實的事了，所以他完全不讓你做這個事。所以我們那一群人的戲，大部分都是吳念真開頭，（對，吳念真也這樣講過）他開完之後，我們要跟。念真每一次開都不一樣，所以你每一次都要現場反應，要說想法，但是你並沒有真正用到那個對白本。

所以侯孝賢的創作方式，我們這些朋友能幫上忙的，真的是太有限了。

張：說完角色的背景之後，他還做些什麼？

詹：他把故事講給你聽，然後就半開玩笑的說，我們來試一試，試的時候，他鏡頭就開了，你就亂演一通，他會抓到他要的東西。等到我們正式來，那個鏡頭根本都不轉了（對對對），我們都是被騙的嘛！（哈哈哈）

因為試戲時，你不覺得你在演，所以就很放鬆；等到正式來，因為你是業餘的，你就會覺得稍微自己表演一下，稍微用力一點，那個就不是他要的。他總是有各種方式，對付業餘演員、對付小孩、及對付動物，他大概都是用同樣的原理，用誘引的方式把那個情緒找出來。

張：看到侯孝賢的不同之後，你怎麼幫侯孝賢？

詹：在《戀戀風塵》的時候，我就感到其實我能做的有限。

到了要上片時，我協助中影去做些宣傳，其實那也很難，因為中影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當時我所說的想法，也沒得到驗證，因為我也沒有做過；而中影的整個工作流程已經變成一個結構了，譬如，這時候剪預告片，預告片要怎麼樣的，什麼時候做什麼，他們覺得工作已經是這樣了，外人也插不上手。

《戀戀風塵》之後，又過了《尼羅河的女兒》，我越來越看不下去了。我有別的理論，我覺得侯孝賢的電影不應該這樣來經營，我要有一個新的經營方法，我認為他的電影在經濟上是完全沒問題的，也就是說，用侯孝賢的電影賺錢是完全沒問題的。但我需要一個新的人，他對電影沒有一個固著的想法，他有一種彈性，他會覺得「ok，這個新方法值得一試。」因為這個新方法不是憑空想像的，它有所有的細節理論，我可以解釋這些東西是怎麼做到的，所以我看不出來為什麼做不到？我在別的行業裡，如果我對一個事已經看出這麼多細節了，我覺得沒有理由做不到！

何況那些細節還不是我們替他做的，而是侯孝賢已經做完了，他在國際上已經被接受了，他的電影，可以拿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每個地方一點錢，這些錢加起來有多少，你都是可以算的，這個是不困難的。

所以我要找一個觀點比較新的投資者，可能看法上不那麼像（台北西門町）電影街上的那些老闆們；那個觀點也不是不好，而是那個觀點已經不能對付這樣的電影。我希望找較新的人，當時就想找邱復生。當然一開始他並不一定有這個想法（笑），那時候我有幾個理由覺得他有可能。第一，他已經做錄影帶很久了，也已經跨進電影發行，西片發行已經做一段時間了，所以他對電影是有些想法的。

他也想拍片，所以他已經投資了《孫小毛歷險記》，那是一個經濟失敗的案子，當時他是夾在中間。

因為他是個做西片的人，所以眼睛比較容易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工作方法，我覺得溝通上會比較容易；同時我也認為投資侯孝賢的電影對他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他要的是國際上的資歷，就算這次投資侯孝賢電影出了差錯，沒有得到他經濟上預期的回報，但他從其他部份得來的回報也會很高的。通常作為一個發行西片的人，是要去追逐外國片商的；現在卻是，你開一個party，他們自動都來。這個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跟他解釋：「這是你的passport(哈哈哈哈)！這是你進入國際影壇的一張護照，這是你的benefit，對別人不見得有用，對你是完全有用的。」

當時邱復生對我有一定的（信任？），信任談不上啦，因為沒有真正合作過，就是說，有一定的「欣賞」，就是他看得起我、願意聽，聽了也覺得有意思，可是他也不是那麼有把握。

邱復生是個勤於收集資料的人，他可能會跑去問問蔡松林或王應祥，有人可能會對他說：「啊，你給詹宏志騙去了啦！電影怎麼可能會這樣子拍。」他們會提他們的建議，這個建議就是：「侯孝賢是可以賣座的，你看他以前拍鳳飛飛、沈雁的時候，都很賣座啊，現在是他想歪了嘛！就是要卡司嘛，不能再這樣，每次都找辛樹芬，又沒人知道她是誰？要拍亮一點，不蹚阿ㄋㄟ暗嗖嗖（哈）；卡緊ㄋㄟ，節奏要快一點；多一些插曲，16支插曲，支支動聽。」早期的電影不都是這樣嗎？他們是好意，覺得只要這樣，就可以修正侯孝賢的缺點。

但是我在旁邊，不要說作為一個朋友，就算不認得侯孝賢，就算作為一個電影觀眾，聽了，都覺得汗流浹背。他們每一個忠誠的建議，都是消滅侯孝賢的方法，沒有一個是幫助侯孝賢的。只要做了任何一件事，侯孝賢，這個好不容易從那個很奇怪的地方找出來的藝術家，就不見了！（對）

就是個很特別的處境，侯孝賢到底是一個受過訓練的藝術家，還是一個素人藝術家？我也說不上來！原則上他是科班出身，他是國立藝專出來的；可是你看他的經歷，又像是素人，他是天生的藝術家。也就是說，即使他在做李行副導的時候，他就已經是有那個天賦了。譬如在安排場景這件事上，如果導演說，明天這場戲要兩個路人，侯孝賢不會隨便找兩個人來的；他會想，這兩個人應該是怎麼樣的人；譬如說，一個是道士，一個是挑著雞籠的雞販，他會去想那個細節，他可能還會加一隻狗，他會去想「戲劇」是怎麼回事。他是這樣的一個助手、一個副導演。到了他導戲的時候，其實他最厲害的就是他對景深的意見，戲不只是在表演者身上，-連他背後所有東西都是戲，他有這個洞見。

這些東西究竟他是怎麼得到的？我其實是不知道的；他是怎麼變成這麼厲害的藝術家的？也沒有一個明顯的training看得出來，他就是一點點的從工作當中體會（體現）出來的，他是個天生的藝術家。

這些東西都不需要任何人幫忙，我只想說，把（侯孝賢電影）做生意的方式改變一下，重組-而已。我們已經不需要去國際上做宣傳：「嘿，台灣有個侯孝賢！」你完全不需要去做這個事，他已經都完成了。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解釋：「這個電影有什麼好。」你也不用解釋，他已經全部做完了；這是一個寶，不是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bankable的投資標的」。我就這樣跟邱復生說，講到後來，他覺得願意嘗試。

當時我有點擔憂的是，因為《戀戀風塵》、《尼羅河女兒》的例子，我有個感覺，就是單部電影的風險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如果邱復生問我：「你覺得這一部電影一定會成功嗎？」

我說：「我不知道。」

可是這套工作方法在一個範圍裡，它不會都出錯，這是我的看法。就是說，一部電影，怎麼確保它成功，這個我不曉得。但是一個電影公司怎麼確保它成功，我確實是有概念的。這跟投資股票是一樣的意思，如果一個電影公司有一個方向、有一個想法，你一年做四至六部電影，要做到它有能力能夠回收，這個是不難的；但是一部電影，可能會很好、可能會不好，這個是不知道的，因為它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但是如果是個有經驗、訓練有素的團隊，同時你有機會用較長的時間來規劃一些事，因為每件事出錯的風險、成功的機率都相似；那麼合起來，這個事變成是可以管理的，這就是「電影合作社」的由來。

我跟邱復生說，一部電影我也不能擔保會成，但是一個以亞洲創作者為中心、高水準、高品質（high quality）的電影公司，它在全世界影壇是有位置的。所以我當時跟邱復生提出來的案子是一個組合，我希望他做「一部侯孝賢的電影、一部楊德昌的電影、一部陳國富的電影，還有一部方育平的電影。」我當時提出了這四部電影的計畫，所以就成立了「電影合作社」。邱復生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他也同意了。
但是正式做下去之後，又有變數。因為光是談《悲情城市》就談了一年。

張：談了一年？！

詹：談了一年才談成，因為邱復生看到很多，一方面他可能看到很多也許我們沒有看到的未來，他有他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對一部電影在現場怎麼完成，他的經驗也不是很多，所以他對這種工作方法是否有效還是有疑問的，特別是國際上這一部份，他也沒有看過，所以在心情上有時候就有點「進兩步、退一步」。

光是孝賢這個戲的決定就花了很多時間，另外三部戲再要做決定，太難，所以那部份就一直沒進展。

《悲情城市》已經開始準備、進入製作狀況了，其他三個人都覺得沒法再等，方育平說，他去找別的資金，陳國富也去找別的資金；楊德昌也去找新的投資者，這部份後來我有參與，他一開始本來不是拍《牯嶺街》，到了跟中影簽約開拍時，都還不是《牯嶺街》。那個電影都還叫《帶我去吧，月光》，故事也完全不一樣，當時我跟中影談的也是《帶我去吧，月光》，一直要到開拍前，才把名字變了，先是名字變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同一個故事，根本是另外一個故事，這個都是當時發生的事。

「合作社」也沒有解散什麼的，因為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雖然當時登記了一個公司。

張：不是有一個office嗎？

詹：那個office是楊德昌去租來的，當時邱復生也幫了忙。因為工作，陳國富還幫我interview了一個英文秘書，就是芭芭拉（現今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區總監，曾投資《臥虎藏龍》、《雙瞳》等片），到今天都變成人物了，就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時的這個小團隊本來就是一個不嚴謹的關係，就是大家有一定的希望，用我作為和投資人打交道的中心所形成的一個小組織。到了《悲情城市》開拍前，其實已經沒辦法運作了，我們所有的精神就通通投注到《悲情》去了，從頭到尾還有一點點時間，我還可以去談對《牯嶺街》的投資外，其他兩部就等於完全沒有了。

後來方育平自己找投資，拍了《舞牛》，號稱是黃秋生的第一部電影，故事拍出來也不一樣了，因為中間經過了一個「六四」，方育平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樣了，「六四」就變成故事的主軸，這是原來劇本裡完全沒有的。陳國富就出去拍了《國中女生》。這些東西就都散開來，進到《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最早的預算，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第一次把預算提給邱復生的是1460萬。

張：就只有1460萬？

詹：當時是這樣，1460萬用完了片子還沒拍完，最後拍完可能花掉將近1680、90萬，後來侯孝賢說預算是1700萬，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以這個電影的scope來看，當然是非常非常省錢的，是很厲害的，那樣的電影品質（film quality），還不到50萬美金（真的是很值得）。

這是當時我跟邱復生提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說，這樣的film quality，你交給美國獨立製片，可能要花1500萬美金；你給好萊塢來拍，3000萬美金跑不掉；只要有個梅格萊恩和湯姆漢克兩個在海邊走路，就要花上3500萬美金了（哈哈哈，笑）。

我說，侯孝賢可以拍一部epic(史詩)，花50萬美金，有這樣的film quality。因為這是個epic，它可以賣全世界，每個地方你開價5萬美金、20萬美金，不為過的！這是我看到他在貿易上的「比較利益」法則，這些是完完全全你在經濟上可以預見的事。如果你可以做這樣有國際水準的film quality，你用的成本是這些，你創作力是那樣，這個事沒有理由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這個做法對投資人來說，也是較好的訴求；而不是說，啊，你應該支持台灣電影，那個是比較沒意義的。
至於《悲情城市》的拍片過程、遭遇的困難及趣事，當然很多啦！

後來這部電影完成了，以當時的環境來講，它又面臨到一個困難，也就是說，這個電影在檢查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其實在當時的氛圍裡，我是有一點小心翼翼的。

就是在片子完成之前，沒有讓邱復生看到這個東西！

張：沒有看到？邱先生知道拍了些什麼嗎？
詹：他當然知道故事是關於什麼，但是具體的哪一個鏡頭的細節是什麼，除非你看到後面、看到成品，是不能知道的。後來電影完成了，開始試片，邱復生當然就看到了。他看了之後，他也不是很確定，他也覺得這個電影很有力量，但是他不確定這個會不會帶給他什麼困難，所以他有特別放映給當時一些新聞局的人看，那時孝賢他們已經要出發去威尼斯影展了。

張：不是先到多倫多去嗎？
詹：其實片子完成的時間都是跟著影展的嘛，如果沒有影展，電影都不會拍完的，事後會一直修、一直修（哈哈哈），因為已經答應了人家，所以你非去不可。
所以事情是最後幾天發生的（筆者註：指「兩階段送審事件」），孝賢他們的隊伍也快出發了，我當時沒辦法去，因為我在上班；我是個上班的人（笑），也是個業餘製片者，下了班才工作的，《悲情城市》拍攝期間也是他們收了工，再去我家開會，我從來沒法到現場，除非有我的戲（哈哈哈）。
也是正好吧！那是一個特別的經驗、特別的遭遇啦，就在他們要出發去威尼斯的前一天吧，他們去威尼斯應該是晚上出發。那個中午，我因為自己工作的緣故，跟人家約了在「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的十七樓，就是頂樓的club，其實我是去參加另一個場合，結果我在那裡遇見了邱復生先生跟新聞局副局長廖正豪，他們兩個人坐在那裡，看到我，他們也有一點點吃驚。當時我只是看到，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那幾天《悲情城市》都在試片，當天晚上我就接到一個電話，問說：「為什麼那個片子看起來跟原來的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所以第二天我再趕去試片間看，就發現後面軍隊逮捕人的那場戲沒有了。我就有點疑心，這個是不是跟我昨天看到的那場會面有關，因為侯孝賢已經出發了，可能侯孝賢跟楊登魁他們先走，邱復生好像比較晚走。

張：哦，不是，因為當年我去威尼斯採訪，所以我知道，侯孝賢他們先走是先到加拿大去參加多倫多影展，再轉到威尼斯的，邱復生和楊登魁分別前往威尼斯，最後三方會合。
詹：當時台灣可能只剩下我了，後來那個片子被剪，我相信侯孝賢一定是不知道、一定是不同意這個事的，因為我沒有聽到他跟我講過這件事，我很疑心他會同意這樣的事！
因為那時候朱天文經常會打電話回家，我就請謝材俊問她，說我看到少一段的這個事，問這是怎麼回事？朱天文說，她不知道。所以我就立刻坐下來寫了一個讀者投書，登在中時晚報上。那時候楊渡在「中晚」，我跟他講有這麼個事，我說我想寫個讀者投書，希望他能夠登出來，他就幫了這個忙，就登出來了。
我就是表達，我的判斷是，這是新聞局或任何一個主管機關故作開明，說是「一刀未剪通過」，但其實是協商了片商，在創作者不知道的狀態下做了刪減。
讀者投書出來之後，國內已經鬧起來了，孝賢當然也知道了，因為當時所有人都在威尼斯，後來聽說那天的場面有點尷尬，因為大家都不肯跟邱復生坐在一起！
我當然對邱復生也很不好意思。因為他是一個企業家，在那個時代，每個企業家
是不會輕易跟主管機關對抗的，因為你不是這件事要受他管，你還有很多事要受他管。但我還是要寫的原因是，即使邱復生是前輩、是好朋友，是幫了侯孝賢這麼大的忙，我還是必須說，這件事是錯的！
如果這件事有徵得創作者的同意，那我就會視那是創作者心目中可以接受的一個版本，不管有沒有什麼壓力，創作者如果接受，那個版本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那是出自於任何一種壓力而不得不產生的一個版本，這不是創作者的意願，這個我就不能同意。
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機關覺得創作者這樣創作，他以主管機關的立場或以某一種法律上的立場表示，這個不能通過；譬如說，按照中華民國的法律，這個必須剪，好，那麼他必須自己動手剪，這個帳必須算到他頭上；全世界未來看到這個影片少了什麼東西，這件事是誰做的。這不是創作者做的。這個必須要清楚才行。也許在某些時代，一個政府做這些事，不被認為奇怪…，但是事情要清楚，這是一個過程。
就在那個新聞出來之後，台灣鬧了一、兩天，大概就一兩天的風雨吧，得獎消息就傳來了，那個情緒和對抗就有點急轉直下了。因為在威尼斯的他們心情也好起來了（笑），邱復生跟大家的關係也變好了。台灣這邊也不可能剪了，再要剪那個鏡頭，我想政府也會很難堪，所以電影最後是以完整的方式映演出來。

張：你自己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的？得金獅獎。
詹：就是他得獎當時囉，大概頒獎典禮結束。

張：你是頒獎典禮之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們前兩天就已經知道了！
詹：根據經驗，他們雖然知道，不過因為以前有過變化，所以侯孝賢覺得，這個不能確定，他覺得不能確定。因為向來這些東西在影展裡都蠻危險的，就是到最後一刻，沒有在台上唸出你的名字時，這些都不能當真，所以他是有經驗的。
我倒是每天都有消息，主要都是從謝材俊那裡來的，因為天文會打電話回去，叫謝材俊跟我講，所以一得獎大概沒幾分鐘，他們就通知了謝材俊，謝材俊就告訴了我。
我聽到了也很高興啊！那天晚上我就請這些朋友到外面去吃飯，他們在威尼斯很開心，我們在這裡也慶功啊，我們自己來。那天我們跑到八里張菲開的「海中天」去慶祝，選在那裡是因為記者找不到。（哈哈哈哈哈）
在那之前，我也已經從孝賢那裡聽說，極有可能會得獎，所以我當時也做了關於書的準備，我那時候出了《悲情城市》的劇本嘛，這可能是歷史上少見賣得很好的劇本，雖然只有一段時間啦！（哈哈哈）
不過後來大家對「企畫《悲情城市》」這件事的描述，我都覺得，可能有點神話了它。後來常被人家說，這是一個「行銷模式」，就是走影展的路線，國外得獎再回銷台灣。「這個不是事實」，因為沒有人可以這樣工作的。
第一，沒有人可以決定影展得獎的，這件事是沒法預估的。
但是影展一定要去，參展不是為了要得獎，而是要那一個場合。因為在影展裡，各式各樣的片商都在那邊等消息，在那裡看片，這是最簡單、最便宜的行銷途徑，每一個screening，都集結了許多買家在那裡，集結了對這個電影有認同、會寫影評的這些評論家，所以影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行銷管道。在這裡，你可以試著去買賣、去開拓國際市場，特別是藝術電影，你是一定要去做的。
其實這個電影（《悲情城市》）的國際行銷做得比去影展早得多，因為當時我在做這個工作。（待續）

張靚蓓的訪問很不錯
詹宏志是系列四
吳念真的系列一也很推薦~~

上次她訪問李安寫成的書"十年一覺電影夢"很讚
覺得她真的很適合做人物傳記or訪談

原始連結我打不開耶 是因為我不在台灣還是連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