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f_ART_ID=169796


高鐵通車前的一次春酒，殷琪率主管扮大廚及侍者，服務員工。殷琪／提供


「媽媽，人為什麼要上學？」這是殷琪的女兒對她提出的大哉問，也是殷琪兒時問過，至今仍在思索的問題。

大學文憑 對老爸的承諾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訴她：我曾經跟你一樣，也不喜歡上學，我逃走了；而且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答案。」但母女約定：只要念完高中，女兒就自由了。

五十三歲的殷琪大笑：「因為我老早體會過不上學的好處。」

名片上有著幾個董事長頭銜的殷琪，除了念完幼稚園那天，她曾經別著小紅花上台領過畢業證書之外，小學、初中、高中，她全沒念完，不是休學就是被開除。在台灣、美國兩地漂蕩，直到她向父親許諾，要念出一張大學文憑送他。那是她生平第二張畢業證書。

我不叛逆 我有許多疑問

「我從不覺得自己叛逆，我的父母也從沒說過這兩個字。現在想來，以前的我有許多疑問，卻找不到答案。」在大陸工程卅一樓的董事長辦公室裡，午後冬陽透過大片玻璃窗灑落下來，一室燦爛。光線可能是這裡最亮眼的裝飾了，海邊拾來的巨椽漂流木被珍重地懸在牆上。偌大空間裡，極空、極簡，非常大氣。

殷琪辦公桌後方，掛著比真人還巨大的影星艾爾帕西諾素描。畫中人酷酷地矮身抄起撞球桿，睨眼盯著前方，彷彿下一秒就要蓄勢擊發。

「我非常喜歡他，每年都要複習『教父』，很多台詞我都會背了。」 畫像彷彿某種線索，讓人看見她內在的不羈。

不安的心 總在尋找出口

朋友形容殷琪是「永遠在探尋答案的，不安的靈魂」；她則感謝企業家父親殷之浩、文學家母親殷張蘭熙容忍她年少不知所以的漂蕩和探索，任她尋找出口，安頓自己。

小學是她十分不愉快的記憶，「我只能用『痛恨』兩個字形容。」記憶裡那是：「一根旗杆，旁邊站著一個老是在罵學生的大人。」

老是挨罰 小五自我解放

課堂上，小楷寫出框框了，重寫；沒寫完，不准吃飯。學生犯了錯，就去罰站牆犄角兒。有次，她為被罰站的同學出頭，於是，「我就被打了。」殷琪形容老師用雞毛撢子當教鞭打手心，還要把纏在柄上的藤皮給「un-wined（拆下）」！幼時的不平，至今還聞得到火氣。

她忍到五年級，不幹了，「我要從學校逃走。」不上學的日子，她跟著一位陳太太學英文，秘密想像著有一天浪跡天涯。

火攻校園 美國學校難容

即使初中念了學風相對自由的美國學校，殷琪是被開除的。「原因很無聊啦，」學校設了一個小島，上頭放個「思考者」雕像，島名「Senior Island」，殷琪和朋友不服氣：「只有senior（十二年級）才准思考？」一夥人放了一把火，火燒島。

「小孩子需要一個理由對學校做些不禮貌的事。」殷琪說。但別人看來「偏差」的「火攻學校」、抽菸，父母沒有懲罰，因為「自己做的，你就得扛；學校罰了你，夠了」。

再者，「我猜我父親對我這些行動，他心裡是有點樂的││我做了他想做的事。」現在，殷琪深情地說：「我愈來愈像他了。」

14歲赴美 仰望反戰遊行

再度離開學校，她到了美國，那時正是反越戰運動的尾聲，十四歲的殷琪「恨不得快快長大」，跟著反戰遊行的人群幹些什麼事兒出來。

她常到著名的文化地標，舊金山的「City Light」書店朝聖，「去聞那些書的味道」。想像著那些「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作家就在她眼前，可能是寫出小說「在路上」的傑克．凱魯亞克正坐在書堆中，手上的菸灰無聲地掉在地上；或是亞倫．金斯堡正朗讀自己的詩，反主流嬉皮客吸著大麻、喝酒、讀詩……

但真實的情況是：殷琪說，她看得出那些大人的眼神在說話：「喂，小鬼，回去多讀點書再來吧！」

一九七七年，她實現對自己的承諾：大學畢了業。她送父親文憑時，看見他臉上的驚喜。「他們繫在我身上的那根線，要夠長，又不能鬆得讓它溜掉。等我當了媽媽，才知道那有多難。」

安定下來的殷琪回到台灣，進入大陸工程當父親的跟班。那時，台灣還是戒嚴，家裡訂的英文雜誌，若不是敏感字詞會神奇地槓上黑色塊，要不就是某幾期永遠收不到。殷琪說：「我覺得不能呼吸了，這裡沒有自由的空氣。」

高鐵10年 就當是場修行

殷琪自嘲：「前高鐵」時代的殷琪是率性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不會給太多理由」。但是，卅餘歲從父親手裡逐步接下大陸工程、讓老字號的大陸工程股票上市，由公共工程出發，再擴展至住宅、社區、造鎮，十年內營業額成長卅倍。接著懷孕生女、投入台灣首遭的高鐵BOT計畫。殷琪承接了常人頗難想像的考驗與重擔，其間有太多的自我修剪和調整。這並不容易，她說，「就當高鐵是場修行吧」。

龐大的BOT案有高度政治性，加上技術複雜，她得與各方勢力周旋。殷琪說，至少她學到一件事：中文太奧妙了，真正的重點常是藏在措辭背後的暗示與角力。如今，「我的中文進步太多，但是絕對不能再好了。再好，我就會變成虛偽的人。我不喜歡。」

增資不順 工地尋求安慰

當增資不順、種種批評讓她難受的時候，她的對策是：「走，去工地。」工程師出身的父親教給她韌性，工地總能安慰她。當她戴著黃色工程頭盔，眼見「灌漿的灌漿，打樁的打樁，看著他們，就能把我拉回到事情的本質：要把這條鐵路蓋好。」

當高鐵橘白身影終於在台灣島上疾行，殷琪真誠地說，高鐵十年，不是個愉快的過程，但她喜愛與她共事的夥伴。「我從不後悔，但如果重來，叫我再做一次BOT，謝謝，絕對不幹。」

55歲交棒 人生還給自己

事業之外，女兒及宗教給她極大的安定力量。身為藏傳佛教弟子，她日日早課，近來也向聖嚴法師請益佛法，談生死、談世界，也談企業責任。她對師父說，五十五歲她就要在事業上交棒，「我看到很多經營事業的長輩及同輩，到了一個歲數就不會放手了」；她不想這樣。

「五十五歲，很棒的年紀。」回首走過的路，「我過得算豐富了，人生該做的，都做過了，明白許多事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事業不是她生命的全部，她要把人生還給自己。「我還可以做些更『有營養』的事」。

近年她一頭栽入理解奴工問題，發現全球的奴工人口比率是有史以來最高，許多地區的人世代為奴，八十美元竟可以買一個人，七歲的小孩從來不知道自由人的滋味…。殷琪說，「我非常吃驚，這麼重要的事，竟然我們都不知道。」

同情奴工 真想殺了人蛇

有時她徹夜上網，讀到義憤填膺，上班後還餘怒未消。找來年輕朋友討論可以做些什麼，朋友告訴她，許多地區的奴工都是被集團老大控制的，生活條件極不人道。年過五十的殷琪忘情地大喊：「我們可不可派人去殺了這些老大？」

朋友眼中，殷琪若不是肩上擔了父親的愛與事業，這位「超級熱血的資深青年」，早就該像她早年敬佩的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跨上摩托車，打抱不平、巡視天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