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簽之前，連財產都先預設分配（也就是活著的時候不肖子就拿不到），不然簽了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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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觀點》 – 2016年6月3日 下午2:05推薦11作者／王祥

在過去只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下稱安寧條例）」的時候，臨床上，我們會遇到一種狀況，長期受慢性病煎熬的病人獨自住院，住院期間向醫護人員表示想簽DNR（拒絕心肺復甦、或拒絕維生醫療），但在目前DNR意願書要求兩位見證人、且須填寫身分證字號等要求下，找不到願意負擔此責任的見證人，家屬在這段時間也從未到院訪視。

等到病危時，醫護人員想依病人意願予以善終，在此時出現的家屬若表示要求「積極治療」否則將訴諸法律，在病人已經明確表示自身意願的狀況下，此時法規原本的美意，反而成為一堵高牆，讓醫護人員無法給予病人「安寧」，也讓再次甦醒於管路裡的病人，在憤怒與無力抵抗下，走完最後一程。

所以，當今年初看見「病人自主權利法」即將施行的相關新聞時，筆者是十分雀躍的，滿心以為在2019年1月6日以後，病人即可為自己預立醫囑，醫護人員也可依照病人意願給予支持。再加上過去一兩年內，許多縣市通過同性伴侶註記，病人自主權利法似乎也擴大保障了所謂「關係人」在醫療參與中的實質權利，有開創亞洲地區尊重病人自主先例之姿，讓人與有榮焉。

然而，仔細閱讀之後，筆者不禁啞然，發現在以「病人自主權利」為名底下，似乎並非真以「病人自主意願」為依歸，也未能擺脫傳統價值觀的束縛。

例如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關於預立醫療決定的要示規定，這次除了還是須要兩位見證人或經公證之外，並以法律明文要求病人預立醫療決定時，「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要在場參與諮商，比起過去安寧條例簽署DNR意願書只有更高規格的要求。

在急重症醫學場域，醫護人員能把握在病人「清醒」時探求他們的自身意願，就已經有一定的挑戰性了；既然名為「病人自主權利法」，為何在探求病人自主意願的同時，又增添讓病人可能無法自主表達的限制？在一般狀況裡，醫療團隊本來就會多方了解與評估，視情況安排病人與家族一同參與討論。在多數情況下，這有助於醫療決定的形成，但不表示對「每個病人」都適用。甚至在有些狀況裡，有必要將家人暫時隔開，方能探究病人真實的意願。因此，這些應該保留給醫療團隊依倫理層面進行專業裁量，而不是以法律硬性規定。

另外在過去醫界曾遭到部分人士攻擊過於強調要以「血親」簽署同意書，未能尊重非婚姻伴侶、同居人、密友等對於病人的重要性；此次病人自主權利法看似針對此點進行規範，以「關係人」一詞，將他們的醫療參與權明文予以保障（聽取病情、簽署同意書）。

但在這次「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的規定裡，明文將「受遺贈人」、「或其他因病人死亡獲有利益之人」排除在外，不得擔任醫療代理人。或許立法者認為已透過「關係人」一詞將非婚姻伴侶、同居人、密友納入醫療參與圈裡，但卻忽略了國內尚未有「伴侶法」或相關法規保障這些人的身分，伴侶不具有民法裡法定的繼承身分，在遺產的分配上，僅能透過如「遺贈」的方式保障。在面臨重大醫療決定時，如果病人想委任伴侶成為自己的「醫療代理人」，在目前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規範架構下，尤其是老年伴侶，很可能因同時具有「受遺贈人」的身分而不能擔任醫療代理人，但其他與病人可能早就沒有往來的、法律裡規定的繼承人們卻沒有這些限制。

同樣地，當病人尚有意識、也願意預立醫療決定時，又回到傳統依「血親」為主的模式。已經經過公證的醫療決定，仍然須要在「二親等內親人」參與下才能生效。試想，一般人縱使面臨大限之日，自書遺囑本來就具有效力，若是事先採取公證遺囑，更能保障遺囑被遵循的效力，除了特留分規定外，當事人享有絕對的自由；但在預立醫療決定時，即使已經公證，都還無法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裡的高規格要求，豈不是讓人疑惑？

因此，在這些規範方式下，很難讓筆者覺得是在保障「病人自主意願」。對於臨床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即使清楚病人意願，但當病人與其「血親」家人關係不良時（親人都死亡反而單純），很抱歉，無論是「安寧條例」、或是「病人自主權利法」，恐怕都無法保障到病人自主意願，只因為傳統觀念把「血親」推定為對病人最好、最了解的人；但當事實非如此時，誰能來保障這些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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