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縱囚論」：受刑人與金榜題名

　　☉林東生　唐太宗貞觀六年，放死囚三百多人返家團聚，約定日期必須返獄受死，結果期至，所有死囚無一逸漏。太宗大悅，認為是仁德教化之徵，是眾犯幡然悔悟之兆，於是赦死罪。群臣爭相上表頌讚，認為太宗文武仁聖，輕刑名而重仁義，眾囚有恥且格。

　　這個君聖臣忠民乖巧的美談，直到北宋才被歐陽修吐槽。歐陽修在他的「縱囚論」中，提出兩個懷疑：一、要人守信赴死，難，君子都不一定做得到，怎麼一下子自死囚****了三百多個信人？二、太宗的仁政如果那麼偉大，又怎麼還會有人作奸犯科？六年的仁政都無法感化，一夕的施恩就能把死囚變良民？於是歐陽修提出他進一步的懷疑：這可不可能只是太宗和死囚們串通好合演的一齣喜劇？太宗賺到美名，死囚賺到生命，群臣賺到馬屁機會。就算沒有串通，有沒有可能是太宗猜測死囚的心意，死囚則猜測太宗縱囚的用意？用社會學的話來說，叫「雙重偶連性」。於是如歐陽修所說：「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今年的末代大學聯考，受刑人考生有十六位上榜，清一色為重刑犯：其中十人原被判無期徒刑，另外六人則為七至二十年徒刑。最受爭議的是犯下近三十起強暴案，迄今服刑只六年多的重犯。誠然「浪子回頭金不換」。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提出類似歐陽修的合理懷疑：到底是司法獄政上軌道，更生化育有功？還是如歐陽修所說：「上下交相賊」，法司監所藉浪子金榜題名獲得本所教化有成的美名和部長嘉勉，受刑人則藉上榜來規避重刑呢？

　　會有這樣的懷疑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就是監所偏高的假釋核准率。假釋的本質本來是一種附條件的釋放之行刑措施，即是對已改過遷善的受刑人，繼續羈押不符社會成本，不如提早釋放，同時亦可實現受刑人「再社會化」的構想。然而犯罪多半有盤根錯節的社會結構成因，監所教化之力亦有時而窮，能夠在有限的社會隔離期間達到更生改造的畢竟是少數。德國的假釋核准率，一九九五年至二○○○年間約為二五％至三○％之間。而根據法務部的統計，我國的監所假釋核准率，在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間，高達九○％以上，最高更曾達到九四•三％，幾乎通通有獎！近年來雖然稍降，仍高達六成五。也就是說，假釋核准是正常，不被核准是反常；假釋的是多數，不能假釋的反而是少數。筆者手中缺乏比較例，不知道我國的假釋率是否世界第一。用常理推斷，多年的學校、家庭與社會教育三管齊下，尤不能使人免於犯罪，監所卻能在短短數年，使九成以上的受刑人，在服滿法定本刑之前即改過遷善，到底是我們的獄政卓然有成，還是我們的假釋浮濫、審核不實？

　　第二個理由是刑罰的社會正義。更生教化，固為刑罰目的之一，卻不是刑罰目的全部。就古典政治學理論來說，人民放棄私刑報復，讓國家壟斷暴力，而人民則透過法律與司法程序來求取正義的實現。刑罰最古老的目的，即是透過刑罰的報復來獲得社會正義的滿足。後來雖有教育刑理論興起，然而揆諸各國刑法的立法例，從無能完全揚棄刑罰報復目的而就教育刑的理念者，例如法官在宣告刑罰時，通常附帶服刑未滿若干年，不得假釋，是為例。我國刑法對於死刑的運用過於浮濫，對自由刑又過於寬鬆：有期徒刑最高只有二十年，數罪並罰時，累積不得逾二十年，無期徒刑滿十年即可假釋，加上前述超高的假釋核准率，幾乎大多數判刑宣告只有半價效果，同時更缺乏假釋追蹤輔導的配套措施。原應服刑十餘年的受刑人，如能在監所迅速悔改，固然很好，然而服刑期間過短，如犯下近三十件強暴案的受刑人，服刑六年多即重返社會，是否反於社會對於刑罰的正義期待呢？

　　最後，金榜題名和假釋出獄，到底其因果關係為何？是因受刑人改過向上符合假釋，進而努力用功金榜題名？還是金榜題名乃是用來作為審核受刑人已然悔悟改過的證據？一個受刑人英文很好，數學很棒，考上大學，跟他是否改過遷善有無關係？有無利用超高的大學聯考錄取率來規避刑罰的可能？浪子回頭，在媒體的炒作下固然感人熱淚，但還是要有人當當吐槽的歐陽修。

　　（作者為德國敏斯特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