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明史
負責纂修明史的官員遵照康熙帝為尊者諱的旨意，盡量少記載明朝皇帝的陰暗面。為了掩蓋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為，相關官員便把皇帝所犯的錯誤及責任推到大臣及太監身上，並列名於《明史·奸臣傳》，當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陳瑛、嚴嵩、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等[26]。

《明史》部分內容有「偏頗」之處，例如抗倭名將張經之冤死，《明史》歸罪於內閣首輔嚴嵩，稱「（嚴）嵩皆有力焉。」[27]，「時人多為其稱冤」。但據時人王世貞指出，張經之死與事實上與徐階的挑撥有很大關係。[28]

維基-宋史
《宋史》遵循的思想是程朱理學，有《忠義傳》與《道學傳》，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等皆能入傳，《忠義傳》人物達二百七十八人之多，清人錢大昕說：「《宋史》最推崇道學，而尤以朱元晦（朱熹）為宗。」但他對《道學傳》持反對意見。[1]《宋史》的修撰遵循「先儒性命之說」，「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以匡扶」。《宋史》否定王安石變法，將變法派呂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傳》，主張北伐的韓侂胄亦列為奸臣，一心求和的史彌遠卻未列為奸臣。[2]名將王堅於《宋史》中無傳。有關蒙古滅宋戰爭中蒙軍戰爭失利的記錄，也多所刪削。

《宋史》與《金史》均成於元朝，但兩史不同處甚多，例如：《宋史》寫岳飛百戰百勝，[3]更大破金人，《金史》僅稱「（兀朮）自率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宋史》記載岳飛事蹟多取自其孫岳珂的家傳《鄂王行實編年》，有若干可資研究的疑點，如郾城之戰是否為大捷仍待商榷[4]，十二道金牌的真實性[5]。八字軍統帥王彥攻下新鄉城，岳珂竟將戰功算在岳飛名下，《宋史·岳飛傳》亦據此照抄。另外，岳家軍是否果真秋毫無犯，亦可商榷[6]。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特記一節《宋金用兵需參觀二史》

5^杭州與郾城，相距二千餘里，即使是急行軍往返行程亦需八九天，一日下十二道金牌實在是過於戲劇性。見鄧廣銘《岳飛傳》，然王曾瑜則認為確實可能有，見前。

4^…王曾瑜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第九章第三節關於郾城之戰的考據推論確是大捷。另，王曾瑜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班師的考證」一節指出「第一，如前所述，宋高宗發暫止班師的手詔時，岳飛已經早已班師了。王曾瑜推論岳飛決定班師必是受到高宗班師手詔(迭失)之嚴令，並認為十二道金牌有相當大的可能性(見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第九章第四節，關於第四次北伐的班師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