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台灣時民間對以色列普遍有好感，覺得他們跟台灣一樣是國際社會的孤兒，都是被有敵意的鄰國環伺，
不少人都有應該效法以色列自立自強的論點，幾乎到了崇拜的程度。
但後來去德國唸書時看到新聞裡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作為，讓我對以色列的觀感大翻轉，尤其有次看到忘記是哪位以色列高官，
在面對媒體對以色列在佔領區建立屯墾區移民政策的指責時，辯解說：
我們需要生存空間
我看了覺得想昏倒，這不是二戰前納粹德國擴張侵略鄰國時用的理由嗎？
所以後來的體認是：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不會因為受害就人格變得高貴，很多加害者當年也曾是受害者，但是在取得權力後行為卻和當年的加害者沒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