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下說的沒錯，「教育本來就不是給弱勢者翻身用的」，這句話在教改失敗變成多＄入學後，更是正確到不行！


閣下認為以陳水扁一個佃農之子、一級貧戶的孩子，若國小畢業就去賣雞排，而不是藉著當時的「聯考」考上難考得要命的國中、高中、大學聯考成為謂的知份子考上律師的話，他最後還會當到總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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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你去看一篇文章：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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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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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歐日和金提斯（Bowles & Gintis, 1976）則認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要靠意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nsciousness），而意識在經濟體系裡再生產，是由一系列制度促成的，其中包括家庭和教育體系，他們並且提出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說，教育體系的階層制與勞力市場的階層制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p.47 & p.126-131），他們下結論說，教育體系透過這種對應關係，再生產了經濟的不平等，扭曲了個人的發展（p.48）；莫理森（Morrison, 1995）在分析哈伯瑪斯的知識社會學時說，伯恩斯坦力言，學校該學什麼知識是由有權的社會菁英決定的，而哈伯瑪斯則表示，學校的知識——哈格里夫日（Hargreaves）稱之為霸權學術課程——只提供技術性的、封閉性的趣味，不提供解放性的趣味，從而促成社會現狀——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的複製（p.186）。
布迪厄（Bourdieu）（1973）另外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資產，只有識得其符碼的人，才能理解及擁有該項文化資本，它在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p.73），他和帕塞隆（Bourdieu & Passeron, 1991）繼續申論說，有權勢的人，往往盡量利用他們的行為慣性（habitus）〔它是一種認知架構，吾人藉之周旋於社會，筆者註〕，佔盡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便宜，在一向有利於他們的場域（fields）中獲取更多的權勢；依邱天助（1998）闡釋，這種強勢宰制的行為慣性，體現在學校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資本形式，使學校成了社會複製的最佳過濾器，而教育系統以其中立的外貌，卻在複製原有的社會階級結構（p.231-232），例如他們（1990）說，考試成了最靈驗的工具，方便進行灌輸強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功業，他們套一句馬克斯的話說，「考試只不過是官僚的知識洗禮」（p.141-142）。這與阿圖塞（Althusser, 1971）所說，學校是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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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李遠哲先生的父親：李澤藩，本身就是一名教師、畫家、教授，他從小符合上面那些社會學家、先知們所說的先天優良條件。他知道民間疾苦？他們知道不會讀書、或家境貧窮的學生只有高職可以唸的苦處嗎？

李澤藩出生於今新竹武昌街[1]，於1921年進入台北師範學校（即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為石川欽一郎旗下學生，主攻水彩。1926年畢業後，旋即入新竹公學校（今新竹國小）教書。1927年至1931年期間與柯文哲之祖父柯世元為同事，並同為新竹第一公學校教師網球隊隊員。1941年，在日本皇民化運動下，改姓里澤，單名藩。1942年全台教師有10429人，其****灣籍有3038人，改日本名有1279人，佔了42％。
同時期改名的畫家包括：黃奕濱改名「深川亦濱」 、葉火城改名「早坂吉弘」、廖繼春改名「秋永繼春」、沈哲哉改名「森哲哉」、藍蔭鼎改名「石川秀夫」、陳敬輝改名「中村敬輝」、呂鐵州改名「宮內鐵州」、張李德和改名「長谷川德和」、林之助改名「林林之助」，另楊三郎出生即命名「楊佐三郎」，楊三郎乃戰後更改之名。 戰後，他轉任新竹師範與師大美術系教師，一直到1970年代退休為止。
1935年之前，他的畫作極具石川的英式畫風。之後因為結婚與生子後，畫風轉為明亮寫實。他的「觀察自然、把握靈感、大膽嘗試、用各種方法表現到底」的寫實風格，為台灣鄉土畫作的主流。
1974年，他獲得中華民國畫學會的金爵獎，1983年，再被文建會選為台灣十大美術家之一[2]。1989年因病去世，享年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