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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話一句，果然考申論題才能考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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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高考滿分作文：“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便是吃飯問題”
每到夏意漸濃，各種高考新聞也年復一年地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其中尤以大學招生和高考作文的話題歷久不衰。回到中國大學的起點，那還是要回到1919年“五四運動”後到上世紀20年代間，中國的高等教育歷經多次重大變革而走向建設。其標誌是1922年自下而上由民間教育學會推動政府通過“壬戌學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簽，1920年代的標簽就是彈性。當時的大學並不是大多數學生的出路。比如在上海，很多高中甚至初中畢業的學生能憑一口流利的洋文、一手好字和商業訓練在洋行、工部局（租界內行使行政權的機構）謀得一份金飯碗。只有有錢有閑成績又不差的家庭才會讓子女繼續求學。
1920年代的“高考指南”
當時官方並不會編印高考報名的權威手冊，學校招生自費在報紙上登****，要麼索性貼在電線桿上。當然，市場經濟下，還有書商編印的手冊，只是權不權威全憑口碑和運氣。《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投考指南》，類似今日高考填報誌願書加真題集，第三至五期分別出版於1925、1926與1927年，1933年至1935年更名為《全國各大學暨高級中學投考指南》，看來是經歷了市場和考生的檢驗。前言有一小段文字介紹出版此書的目的：“本社因鑒於近年我國教育日漸發達，中等學校之畢業生上進者日多，而對於各大學及專門學校課程之編制程度之深淺，入學之難易，費用之多少均苦不能知之甚稔。一旦負笈遠遊，每苦不得其門而入。”
“不得其門而入”還在其次，胡適先生說，“在從前只須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員、有學生，就可以叫做大學了，所以這些春筍般的私立大學居然可以存在。”這也是制度彈性的表現之一。當時除了國立、省立等公辦大學外，最為考生所頭疼的乃是私立大學中的“野雞大學”，而這方面辦的最多的乃是當時首都北平。政府也打算管住這些大學，在《指南》最後附錄《民國十四年教育部審查全國私立大學結果》中，除“甲類曾經認可”的大同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11所外，尚有“乙類現準試辦者”上海大夏大學等7所。而赫赫有名的東吳大學，與“北京東方大學”、“北京國際大學”、“北京南方大學京校”一起列為丙類——“現經保留視察後再核辦者”。而戊類“應令取消者”，當為學生報考警示之作用，其中有“北京公民大學”、“北京東亞大學”、“北京新民大學”。
《指南》第一編為學校概況，開卷的第一所自然是國立北京大學。校名之下，列地址。按照當時大學辦學制度，首先分預科、本科。其中“預科分甲乙兩部，各二年畢業”，“本科分十九系，各四年畢業”。
接下來是投考須知：投考本科須“舊制高等學校，高等專門學校，公辦大學預科或高級中學畢業者”，“但投考預科而報考法文、德文或俄文，或投考本科俄文學系者，只須有同等學力不驗證書”。報名時須繳試驗費二年，最近四寸半身相片兩張，填寫詳細履歷及體格表，並呈驗畢業或修業證書或證明書。考試前須檢查體格。“本校招生，向無定額。本科以各科均能滿六十分者，為錄取標準。”預科標準還要更低些，初試各科均能滿六十，而覆試為“各科平均滿六十分”。作為北大特色，附錄中寫明：旁聽生章程“可函致本校註冊部索閱”。
所以，報考北大的標準就是簡單一句話，“中學畢業”，沒有戶籍要求，也沒有指標限制。
稍微有點特殊是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他們在學費上對學生籍貫有區分——“每年學費，預科二十元，本科二十四元。附註：非直（今河北），魯，蘇，浙四省學生，每年學費為六十元”。
即使這樣，還有人不滿足。比如胡適先生，就反復大聲疾呼要為“同等學力”留出一道縫。他列舉周圍假高中文憑泛濫，正規中學校長拿空白文憑當禮物送人，自己所在中國公學臨畢業才發現當初進來的學生中學文憑是自己做的這些例子，說明給大學入學加上門檻，只會導致學生作假，給真才實學的人制造困難。
彈性的另一個表現是考試科目，其考試內容及程度橫跨現在的小學直到大學。如北大的數學考試要考微積分，也有如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其代數僅一道現今小學水平算兄弟年齡的應用題，而理化也全部是“冰由水成而能浮於水其理安在”的寫作文。後者招生之難可見一斑。
保守派、中間派與改革派的國文試題
《指南》的第二編為各校上一年入學考試真題。卷首依然是北大，北京大學的考試科目較多：“投考預科者，分初試覆試兩次。初試考國文、外國文（英法德俄）、算術、代數及平面幾何。覆試考中外歷史、中外地理、物理、化學及博物。而本科，組一、組二考國文、英文、代數、幾何、平面三角、解析幾何、微積分大意、物理及實習、化學及實習；組四、組五，考國文、外國文、數學（代數、幾何、平面三角）、倫理學、中外歷史及中外地理。”還有專門學校如國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考試科目也算是多的：“預科試驗國文、英文、代數、幾何、三角大意、商業算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生理、衛生、口試及檢查。”如上海南洋大學這類，國文題目外，剩下的物理、解析幾何、歷史、地理全為英文，這似乎是上海的特色。
縱觀三年各校的國文試題，幾乎都以作文為主，有時夾雜少量斷句文史常識等，這不能不說是科舉時代遺留的一個形式上的慣性。但是，從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運動對大學教育和知識界無可逆轉的巨大改變。
國文試題中，保守派的考題特征是作文題中規定寫作主旨與思想，而內容又是正統儒家經典。1926年國立東南大學國文卷簡直就像是從20年前盜版來的：“論語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學與思當並進。試申其義。”結論已給出，再試申其義，這不是代聖人言？其二為改正脫誤，選《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段，只能全靠死記硬背。第三題為“母以子貴”分析句讀，而不是標註新式標點，第四題為“試講下文中各字仄聲加圈”——這又是需要熟背《平水韻》的童子功。北京中國大學，號稱捍衛國粹，其國文試題當然也“國粹”得可以，1925年為：“孟子謂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說”、“禮運孔子稱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說”。不過到了1927年，雖然題目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論 ”，選自《孟子》，但比較刺眼的是題目下的註明——“須用文言滿三百字以上”，必須要文言，不得不令人感慨。
中間派的考題離開了傳統的四書五經意義，有些選諸子百家，或索性轉而考查學生的閱讀與寫作水平，把文以載道給脫離開。1924年，私立南開大學國文試題，分為甲乙丙三部分。甲部分考作文，題為：“論治學當有懷疑之精神”；乙部分考筆答，題一：“中國文字構造之原則若何？”題二：“試列舉唐宋二代重要之文人。”丙為一小段文言文加註標點，這還算是沾點保守派的邊。1925年，南開來了180度大轉彎，試題除標點、文史常識外，作文題為一篇記敘文——“故鄉的名勝”，大概出題者害怕考生會洋洋灑灑寫上鴻篇大論，後面還體貼的寫了個括號——“略記一二即可”。到了1926年，南開作文索性為“我對於文言與語體之意見”。
還有一些國文考題屬於沒有八股的八股文，雖然沒了四書五經，依然要考生探討國家興亡，題目大得漫無邊際。這類題目還真不少：1926年上海南洋大學——國事擾攘內戰不息，實業衰頹民生憔悴。言救國者或主急進或主漸進或議改革政治或倡振興實業。諸生誌願來此，對於求學目標救國方法究具何種見解，試各詳言之；1925年北京交通大學——中俄邦交恢復論；1925年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救濟金融風潮應用何法，試略言之……而1926年北京私立民國大學大概哪種學生都想要，出了包含三個類型的題目——試述論各本人故鄉之風土人情，試分述中國之外患與內憂、孟子的“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論”——給考生各取所需。
最後一類是改革派，其國文題目又回到文以載道的中國傳統上，只是那個“道”已是五四運動之後傳來的國外思想，其代表是北京大學與北京朝陽大學。作為中國政法大學與人民大學源流的北京朝陽大學，民國元年由國民黨元老居正創辦，其英文題考卷有一句中文寫的“註意：自信英文程度較高作文出色者，得免作文法題”。
1924年北京朝陽大學國文僅為作文一題二選一——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論、民論。“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本為諸子百家《管子》中的一句，如今看來可能並不覺得新鮮，但在五四運動之後，這句話卻有著特殊的含義。梁啟超在其《管子傳·管子之法治之主義》一文中六經註我般地對這句話進行了闡發：“法治與人民無論何種之國家，必以人民為統治之客體。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則人民也。管子以齊其民、一其民為治國之首務，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理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猶或以芻狗其民為疑。此於政治之原理，有所未瑩也。管子屢言：‘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見。）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謂愛民不如其愛法者何也？蓋愛民者莫如使之輯和於內而競勝於外。輯和於內，則民無攘奪相殺之恐，得以安其居樂其業，而生事日以豐矣。競勝於外，則民之所憑藉以自保自養者，不致為人所蹂躪，而有百世之安矣！此兩者，國家之所當常務也。”
1925年題目除《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論”外，另一題為“禮禁未然法施已然論”。此句出自《太史公自序》：“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五四時期解讀為：禮是禁絕壞事於發生之前，法規施行於壞事發生之後；法施行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禁絕的作用卻隱而難知。講求法制精神，也是新的時代意義。
1926年國文題為“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己論”與“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論”。前句選自申公對漢武帝的建議，這句話更為出名乃是被清華校長梅貽琦引為座右銘。後句選自漢代賈誼《新書》，托稱為帝嚳的話，而這段話也是被康有為挖掘出來大加發揮。他加上按語說：“帝嚳之言，以‘博利人’為主，《史記》稱其‘普施利物，不於其身’，《祭法》稱其‘明民共財’。高辛至仁，下開堯、禹，其民功應不鮮，而文不徵，惜也。”康有為的意思為：民眾的幸福與否是檢驗政治好壞的唯一標準，而“使吾民得所”的民本思想充分體現了“三代” 政治（孔子理想中的政治）的人道主義。廢棄壓制人性的封建專制而借鑒“暗合”中國“三代”之制的西方政體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更特別的還是北京大學。1925年，北京大學國文題，乙組題為“述司馬遷的思想和他的文學”，甲組題為“略述漢宋學術的異同”。這在一大堆科舉還魂的題目中當然給人清新撲鼻的感覺。外國史兩道題中其一為“俄國勞農政府組織之大概”，考題出成這樣，北大學生對新生蘇維埃的主動了解也就非常自然了。預科的題目為“孔子論治國主張先富而後教，按之社會的實際，這個次序究竟對不對”，既挑戰孔子言論，又將傳統知識分子絕不可能不熟的論語作為附錄也抄在試卷上。該題目考察的並不在傳統的博聞強記，而是在觀念視角新一派做學問的能力。
北大入學考的滿分作文
《指南》第三編有當時北大公開的滿分作文。範文開頭便高屋建瓴緊扣時尚：“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便是吃飯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所以現代各國有一種趨勢，天天都在那裏謀經濟上的革命，俄國最近的改為勞農政府，便是一個例證。”
“他們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外兩種，一是利用政策去改善平民的經濟狀況，另一種是想用教育去訓練人民的思想技能，使他們有自治的能力。”“所謂政策的，又包含緩進與急進兩種主張。急進的，如像俄國利用下層階級的團結力把經濟上的阻礙沖破，直截了當地把政權取過自身手中來，跟他們同利害的一群人中謀數個代表使用去謀他們的公共利益。使用這種政策之始，是需要很大的犧牲的，換句話說，便是要革命，要流血，這與孔老先生的‘君主一尊’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原理完全相反。”“或者有人要問孔子既是主張均貧富的，那末他差不多便是共產了，上面既說過他不會像俄國樣的取革命的手段以達他們的目的，則他到底怎樣辦呢？” “（孔子）這種政策在君主時代是行得通的”，但現在世界“不論是哪一國（除了俄國）貧富的沖突是日益厲害的，就像以德謨克拉西政體自誇的美利堅，也是免不了貧富的沖突。現在要想把一國國民的經濟狀況改善，唯一的辦法，只有從根本上去解決勞資爭鬥的問題。”“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固然不必像俄國樣的實行共產，因為中國現在實在無產可共，然而像孔老夫子所主張的去向國中資產階級或是財勢兼有的軍閥們獻計請求他們均貧富行嗎？歸根到底，還是要人民自身去解決去——那便是要革命，中國目前需要革命，是人所同認的，但革命並非幾個人可作的事件”，“乃是要有大部分有思想的有恒心的民眾去擔當。”而辦法是教育，“況且平民教育與社會教育是到處可施行，收效亦較容易。” 該文的結尾擲地有聲：“果然國民需要教育是明顯，是不破的真理，像孔子那樣主張‘先富後教’，莫說他在今日社會中沒有辦法去行，便是‘後教’兩字也就已是說不通。因為如我上面說的人民無論何時都需要教育。”“所以孔子的主張，我認為不對！”
1925年開始的大學建設當然只能算是草創時期，而在其粗率中卻隱現著時代的軌跡。是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30日，五卅慘案。6月23日省港大罷工。7月1日中國國民黨改組為國民政府。8月18日國民革命軍正式組建，而北方的馮玉祥正籌劃著怎麼和張作霖決一死戰。聯想到這些，如果那時的卷子像今天的這般技巧精良，恐怕一門時事政治，就要把考生背到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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