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講法並不全對，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
人民苦、居上位領導者更要起表率作用

明代名將盧象昇軍隊為何能斷糧三日、無一人逃亡
理由很簡單
他自己不止斷糧、連水都不喝，即使平日他也是過的像苦行僧一般

戰國長平之戰趙國精銳全軍盡墨的情況下
趙國國君和平原君也是用相同的態度、與全體軍民在首都重挫秦軍
拒離指揮此戰的白起、還被秦王怪罪殺死

所以日子再苦、只要上位者能做好表率（我比民眾更苦）
這個問題不難處理


但若是下面日子三餐不繼、上面卻依舊錦衣玉食
這種階級巨大的反差才是動亂的根源

古典中國講的天下為公
是用在政府權力者的階級自我要求上，而不是一般百姓身上
再怎麼安居樂業、也不可能沒有紛爭
當領導者對此的所做所為、依然會看在天下人眼中

宋仁宗、司馬光、范仲淹、于謙、王守仁
不管才高才淺、有作為或無作為，他們死亡仍受到時人和後世的悼念
因為他們常把公眾利益在第一位、不計私人利益感情得失
生前生活簡僕、死後家無餘財（宋仁宗是皇帝不算）


王安石改革雖然就成效上有其正面意義
但被人最為非議的地方、則是欲以現代西方常見功利主義取代天下為公的價值
任用人的標準不是公平價值，而是理財手段、支不支持我
所謂「三不法」讓皇帝完全失去「天下為公」的制衡

然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時代
這問題並不嚴重、因為這二個人非常要求自己不去追求私利（但王安石田產還是不少）

可是傳到宋徽宗和蔡京的時代，不講公平的功利弊病就整個爆發出了
政府上層生活窮奢極奓、對外肆意進行戰爭（主動打西夏又打遼）
對金交涉只看利益、而不重視人民百姓（為了收編一支軍隊把三州百姓送給金）
結果則是天下離心

宋真宗的時代、即使北宋第一代精銳已經在雍熙北伐敗光
仍可擋遼軍於潭淵、北宋首都開封在沒有燕雲十六州保護的情況下
整整接近一百八十餘年沒有敵國軍隊可以駐足首都城下

宋徽宗時代則兵敗如山倒……
若非金軍手段過於殘暴、激起北宋遺民的愛國主義主動從軍抗金
宋朝早完了

到明代作風更自私自利的皇帝和皇族就更不用說了（皇莊、皇店…裙帶資本主義盛行）
開國八十年蒙古就打到北京城下（靠于謙擺平）
即使擁有燕雲十六州、明朝的北疆也從沒有太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