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產生美感，換句話說，沒有距離就沒有美感。
下面這位大陸教授描寫的台灣人我才覺得真是讓台灣人臉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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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教养
——《台湾鳞爪》之十五

刘 强

几乎在来台湾的第一天，就想写这样一个题目。
记得第一次来台，因为忘带入台证无法入境，只好乘原航班飞回。在飞机上，遇到上海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白领，一路上聊得很开心。我问他对台湾的印象如何，他说：台湾人很有教养，礼貌周全，而且卫生习惯很好，垃圾（台湾读作乐瑟）都会分类回收。
我不知道该不该马上就相信他。因为我的脑海里，还浮现着这样一些文字：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把整笼整笼的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我看见出租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在线,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走进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的毒素──”（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亲眼所见之前，我无法将来自这些文字的印象彻底清除。
当我真正踏进台湾的土地之后，我终于相信，那位白领说的没错。台湾的大街小巷，真的很干净，即使那些老旧的街道和房屋，即使那些正在施工的建筑，也都给人以整洁清新的印象。
也就二十多年的时间吧，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改变了那样一个“脏乱差”的台湾，改变了缺乏公德心和正义感的台湾人？
到了花莲，天蓝蓝，海蓝蓝，山青青，草青青，连大街上的车子都像刚洗过似的，整个一个世外桃源。
在东华大学的第二天，我骑车在校园闲逛，拿着相机到处拍，发现简直拍不胜拍。群山环抱的东华校园，就像一个美丽的大观园，走到哪里都是风景，走到哪里都觉心旷神怡。
在宿舍区，果然看到不少垃圾桶，绿色的上面写着“一般垃圾”，黄色的写着“纸类、纸箱、盒、纸餐具、铝箔包”，蓝色的写着“铁容器、铝容器、塑胶容器、保丽龙”等字样，一字排开，整整齐齐。
在餐厅里，也必有一个垃圾处理区，师生们用完餐，自觉把不同的垃圾倾倒在不同的桶里，碗碟杯筷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整个一个大学，很少看到清洁工人，只有早上七八点时，会有一辆垃圾车开到学校，依次将垃圾分类运出校外。
垃圾分类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无须太多成本。但不要小看了那些分类的垃圾桶，它们不仅承载了环保的理念，还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活的自我管理者，节约了人力物力。而且，我觉得它对人心也有净化作用——一个每人都必须做好自我清洁的地方，绝不会对清洁工和环卫人员产生歧视心理。
从这些垃圾桶，我得到的启示是：有时候，教养就是在细节中逐渐养成的。

再举一个例子。在东华校园，机动车道四通八达，每天经过的车辆不算多，也绝不少，却没有红绿灯。第一次坐车进学校是在夜里，看不清路况，觉得走一段车子就会减速，然后咯噔咯噔地越过一道凸起物，周而复始。这让我有点纳闷。
第二天，我才发现，原来，每条路上，在拐弯处、道路交叉处或上下桥处，都会有一个用白色油漆写的很大的“慢”字，隔不远还有几道白线，接着又是一道黄黑相间的弧形减速斜坡。仔细走到跟前，发现那个“慢”字和那些白线都不是平面的，而是有一定的突起。后来我才知道，东华大学的教授们，管那道弧形的斜坡叫“面包”。有时候，他们甚至有点讨厌那些频繁出现的“面包”，视它们为“路障”。
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那些“面包”让我唏嘘不已。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人性化、也很有效的减速设计。
一个好的设计要从人性的最低端开始，要把人的劣根性和惰性充分考虑在内。如果说，那个“慢”字是对你的善意提醒，那么几道白线和那道斜坡，就是用实物的形式让你“快”不起来。如果你还心疼你的爱车，你就不能不降低速度，缓缓而过。
当你缓缓经过的时候，那些路人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
什么是教养？教养，绝不是对人性善的信仰。
教养，有时候就是对人的劣根设置减速的路障。
那些物质层面的形而下的路障，最终成就了某种教养。
试想，如果仅有那个“慢”字而没有那些“面包”，会有多少车辆在校园里“呼啸而过”?
进一步想：如果河北大学校园的机动车道上，也有这些提醒减速慢行的路障，是否就会减少去年10月16日晚上那起造成一死一伤车祸的可能性？是不是就不会传出那句恶贯满盈的话——“我爸是李刚”？
这还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很具哲学的阐释价值。人性总是有善有恶，你不能假定每个人都能自律到一看到“慢”字标记、一看到行人就会自动刹车减速，那么就给他们设计一些“面包”，让开车的人多“吃”一些“面包”，行人就会多一份安全。久而久之，由人驾驶的汽车才能学会礼让制造了汽车的人，即使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
在台湾，也有不少在大街小巷跑得很快的摩托车，但我发现，无论他们跑得多快，在有行人的地方，都会放慢速度，更不会把红灯当作猴屁股，疾驰而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那天，我们驱车赶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路上，隔着雨帘，我看到前面的大客车后面，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李宗翰”。再一看，上面还有三个小字：“驾驶员”。
我问开车的台湾京剧学院的喻老师：“那是驾驶员的名字吗？”
他说是。我问：“为什么要写名字？”
他说：“应该是提醒路人，万一发生车祸，可以迅速找出责任人。同时，把驾驶员的大名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也有监督作用吧。”
我补充说：“恐怕这里面也有一种激励作用，驾驶员的名字大白于天下，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差不多等同于公众人物，可以使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喻老师说：“没错，有的驾驶员在网路上，还成为网友们品评赞美的对象，拥有自己的粉丝。”
怪不得我看到台北公车的驾驶员都那么懂礼貌，有修养，你下车刷卡的时候，他还会冲你说声“谢谢”。原来如此！
其实，每个人的名字都会有很神奇的力量。我注意到，在建筑工地的墙上，常常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工程各个项目负责人的名字和电话；在图书馆的柜台上，也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值班学生的名字；在宿舍区门口的墙壁上，也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宿舍管理员的名字。
这些写有名字的牌子，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可以起到明确责任、激励友善、展示教养的作用，意义非同小可。
细节决定一切。这话在大陆也是耳熟能详，可是，在台湾，我才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深意和力量。

然而，话又说回来，仅靠细节未必就能奏效，还需要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民主的制度，公民的教育，权利的落实，尊严的提升。
只有在一个民主、平权、均富的公民社会，每个人才会养成一种自尊、自爱和自律的主人翁精神，才会以影响了或冒犯了他人而感到羞耻。
我曾经提出过“两个台湾”的说法：一个是报纸媒体的那个喧嚣躁动的台湾，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可触可感的文明祥和的台湾。一个动，一个静；一个俗，一个雅；一个喋喋不休让人厌烦，一个温文尔雅让人尊敬。
我碰到了太多的“台湾好人”，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餐馆服务员，无论是书店店员，还是铁路乘警，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出租车司机，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水果摊小贩，……他们都向我展示了友善和教养。
在一个你向他求助，他还要跟你说“谢谢”；他为你服务，还要说一声“不好意思”；你不小心踩了他的脚，他还会真诚地跟你说“对不起”的地方，你还能说什么呢？
反过来，我倒成了缺乏教养的人。那天跟宝善先生去看戏，一进剧场，我看看还没有观众，就拿出相机，冲着舞台布景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纪念。可是，闪光灯一闪，马上就听到工作人员礼貌地提醒我：“对不起，这里不能拍照。”
我连忙道歉，收起了相机，心里真是备感羞愧。
到一个地方就拍照，差不多成了我们大陆人的“恶习”。我们常常忘记了，有时候这样的举动会影响到别人，甚至会触犯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规。
好在我还能够入乡随俗，见贤思齐。第二天，我们去逛故宫博物院，看着那么多奇珍异宝，真是大开眼界，但自始至终，我的相机就老老实实待在书包里。
所以，当有人在为台湾民主忧心忡忡的时候，我却愿意乐观其成。别的不说，一个在议会上“让皮鞋飞”的社会，总胜过在生活中“让子弹飞”的社会。
中国有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我看来，政党政治就是鹬蚌相争，公民就是渔翁，你们斗得越厉害，狐狸尾巴、猴子屁股露得越多，民众的眼睛就会越亮，权利就会越多，生活就会越好。
说到底，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执政者不过是公民“雇佣”的“打工仔”。你可以享受荣耀，但你必须要为大家服务。你要是不乖，你的位子就不保，因为民众的手中有选票！
小小一张选票，不也是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么？但就是这张选票，可以让政客们对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鞠躬尽瘁，下台后已。
一张选票带给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远远超过无数张很可能马上就会贬值的股票和钞票！
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我看来，这些很有普世价值的古老政治智慧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文所写的那些“细节”反而显得不重要了，因为只有公民真正成为主人的社会，人们才会设计出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去遵守，去维护，从而使每个公民都真正成为有教养的人。
一句话，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没有尊严也就没有教养。反之亦然。
2011年4月18-19日写于东华大学寿丰校区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