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你說的橋頭六班長清庄 其實比你想像中的嚴重
當年1898年南部這裡被日軍清庄的不止橋頭
日本自己的紀錄 總共死了兩千多人 還被英國長老教會牧師投書國際媒體引起國際對日本踏伐 史稱 "阿公店大屠殺" "阿公店虐殺"

這個blog說的很清楚了 有空去看看:
http://blog.xuite.net/ltfytf/dream/55980650

公元1898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3年，日本台灣總督府於10月通過律令第24號，發布「匪徒刑罰令」，規定不論其目的為何，凡結合多數人以暴行或脅迫手段以達其目的者，皆視之為匪徒。依此辦法，日本軍警開始清除南部的「匪徒」；其中，從11月25日至12月27日間，在動亂嚴重的北起嘉義，南至屏東北部的地區進行兩次「南部一帶之討伐」。在這些軍警聯合的行動過程，以在阿公店區域[1]的行動最為殘暴，他們為了確實掃蕩「匪徒」，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思考，在許多可疑庄頭以「清庄」與「焦土」的方式，造成數千人死亡與數千戶房屋的毀壞，導致在台灣傳教的多國宣教師聯合向香港＜每日新聞＞(Daily News)投書此一「非人道」的行動，成為國際事件，史稱「阿公店大虐殺事件」。

　但由於以往執政者禁止台灣研究，導致岡山史上這麼重大的事件沒幾個人知道。作者在就讀中央大學 時期，適逢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研究「被禁止的台灣史」是學運界在運動過後很重要的顯學。在此一過程中，我們不止看到了國民黨大中國思想教育的可笑與荒謬，也對台灣歷史有了更真實的了解，而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則是大家在讀書會時一定要先讀的經典。我是在研讀的過程中，第一次看到了「阿公店大虐殺事件」。當時想著，「身為岡山人，怎麼從來都沒聽過！」震驚之餘，開始關心此一事件。在關心的過程中，由於台灣歷史研究逐漸不再是禁忌，在長期的收集後，慢慢的拼出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本文首先列出多種不同立場史料的記載以了解事件起因，並嘗試探討對抗日軍民眾的身份。接下來則以作者收集的大岡山地區相關文獻記錄，了解歷史記錄中未能詳載的在各庄頭的事件經過與影響。第三部份則敘述揭發此一事件的偉大牧師宋忠堅，讓大家更了解這位在台灣政權交替以及日治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外國人。最後一段為對一些史料立場的討論與結論。為了更充分了解事件起因，本文將於文後附錄記載事件最詳盡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相關段落。

貳、事件的起因

　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此事件目前最能倚賴的史料，只剩日本的官方記錄。除了統治者立場，為更清楚了解事件起因與抗日民眾身份，則以列出多種不同立場史料的方式呈現，分別是代表漢族大中國思想的＜盧石頭烈士典寶溪抗日事蹟＞與《彌陀鄉志》，史明傳統台獨史觀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及長老教會 的相關記載。在各段中，為清楚呈現這些史料的立場與史觀，將以原文用詞（如土匪、烈士、抗日義民軍）呈現。

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目前有寫到此一事件的台灣史書，幾乎全是依據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於昭和13年(1938)出版，由刑務課長細井英夫鑑修，鷲巢敦哉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第四章＜台灣本島剿匪始末＞之第五節＜南部土匪之狀況＞。由於全文過長，將原文與本主題有關地區（見註一）以及兩次「南部一帶之討伐」的相關段落附錄於文後。

　日本人以相當詳實的記錄，寫下自領台以來至1902年中最後消滅林少貓為止的過程。在1897年，主要的動亂是以林少貓為首的匪徒在鳳山屏東地區對公家機關的攻擊；到了1898年開始，主要的動亂北移到當時「鳳山縣阿公店辨務署」的區域，主要的動亂是由以魏少開、盧石頭、陳魚、黃臭、張石定等為首的土匪所引起，他們甚至還計畫「將攻陷的阿公店為根據地，而在南部地方大大的騷亂一番[2]」。日本警察窮於應付，又造成許多人員死傷與官方財產的損失，為了改變地方優柔寡斷的剿匪策略，由總督派遣陸軍幕僚召開掃蕩計畫，集合嘉義、台南、台中、雲林等地的軍政單位共同計畫。討伐計畫共分二次，第一次自11月25日至12月12日止，以地毯式的搜索，掃蕩了嘉義至高雄縣路竹以北的作亂群眾；第二次自12月20日至12月27日止，清除了鳳山、岡山、旗山的匪類。

　資料顯示，出身岡山後協的盧石頭應是匪徒中，熟悉阿公店街及周邊地區並帶路攻擊的首領，到了後來，相互支援的各股勢力還有意攻下阿公店街作為基地。1898年進攻和攻打阿公店街的記錄共有六次，分別是3月11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9月9日，以及9月28日。匪徒依靠此地區的大崗山 、小崗山、觀音山 、漯底山、田寮月世界 、林園鳳鼻頭台地、大樹山豬窟等山區地形之便，作為躲藏地點。各個匪首擁有數十至數百餘人力，平時藏於丘陵與山區，缺錢糧時則約定聚集，以突擊的方式向以阿公店街為中心的公家機關掠奪錢財以及有價值的鴉片。府城與鳳山都建有城牆，阿公店街是兩者途中的重要聚落，沒蓋城牆容易攻打，又設有辨務署與郵局，錢財眾多，成為最理想的下手目標，最危急的情況還讓街內的日本人全集合起來躲在在旅館，成為大討伐時對阿公店地區的凶殘掃蕩的原因。

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我們看到日本人在「討伐後的效果與遭受物議的情形」中，很含蓄的寫著「其中難免有無辜而罹難者，應為數不少」，「處置失宜的在所難免」，「阿公店的討伐採取的手段過度殘忍」，後來在傳教士投書香港報紙後，「總督府責令台南縣知事提出善後之策，准許支出一萬圓為撫恤費；縣依據各地損害的輕重，調查後多以賑恤[3]」；但也以「土民也以日本無人道之事，向英國駐安平領事訴說，領事認為是偏頗的訴說並不採信。…於是所謂阿公店問題的物議，逐漸趨於平靜…」等字眼，來暗示事情並沒有某些人所說的那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