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德國綁架撕票案件裡，我突然醒悟到一點。

在該案當中，警方有刑求這個綁票犯，因為不相信他已經撕票了(推論只為求財，沒必要殺人)，為了救出可能凍死餓死的小孩子，於是毅然刑求……可惜最後白作功一場。

該犯人後來控訴刑求這一項舉動，人權團體並指責法蘭克福地院輕判刑求警方。

我突然領悟到了，我得到了。訂定法律、執行法律的人都希望我們在處理時，儘量不要涉入個人的感情，事實上這點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

也許有位法官有一位大吵一架分離多年的兒子或女兒，也許犯人跟他的兒子(或女兒)年齡相近，氣質相仿，他的心中，很順理成章的會帶有同情的意味。

看判決書只能看到法官選擇的法條，但你無法看到他為何選擇某項法條不選擇其他項法條的心路歷程－－他根本提都不會去提它。

我相信法蘭克福地院的法官，選擇性的選了可以輕判的法條，而且是由於情感的驅動，而這一項情感恰好為一般大眾所認同。

問題就在於，某些我們所無法認同的其他案例了。而我相信這種情形難以避免，而且不同法官經手，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