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最被台灣人所稱道的是，他每天都自備便當（飯盒）上班，他的秘書長木村匡也是如此，在以身作則的政風裡上行下效，讓人民看到一種完全不同於中國官員的清廉作風。

　　台灣人沿襲中國的風俗，喜歡給官吏政治獻金。一些台灣的有錢人希望對乃木奉獻八萬元，作為興建基隆到宜蘭公路的經費。結果乃木斷然拒絕，他強調日本政府除了法定的租稅，絕不向台灣人民多拿一毛錢。如果收錢，就是受賄，即使寄付也不行。他的做法，確實讓台灣人看見中日之間的不同。

　　乃木上任之前，台灣爆發霍亂，日本官員都單身上任。乃木的母親壽子與夫人為了安定人心，堅持與乃木同行。明治天皇非常感動，請皇后召見已經69歲的壽子，勸她不要隨行。壽子來台後兩個月，就因惡性瘧去世，她死前堅持不准移葬日本，而要埋骨台灣，墓址就在三板橋墓園（今日台北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

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在1919年10月，明石回東京參加特別演習，結果在船上罹患重病，船到他故鄉福岡時，只好先讓他下船治療，但仍在10月24日藥石罔效，享年56歲。他在9月27日離台前夕，對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立下遺言：「身故之後一定要葬在台北」。於是他75歲的母親，親自將他的遺骨送來台北的三板橋墓園下葬。

日本「皇民奉公」教育，「奉公」本來就是漢民族最缺乏的美德。為何戰後老蔣一來就破壞殆盡？為了去「皇民化」，連「奉公」的客觀行為都一起抹煞。戰後台灣人民每天清早掃馬路、為路樹澆水、腳踏車從未裝過「鎖」這種東西；但被老蔣派來的官員視為「愚民」。中國來的教員在課堂上，公然抽煙、吐痰與擤鼻涕，把台灣學生嚇得拼命閃躲。

日本領台50年，歷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兩蔣父子誣指台灣人受的日本教育是「奴化教育」，但他們自己是在校園中，由特務機關安插「安全秘書」與「人二」，監控每一個教員。另外校內設置「孔○德辦公室」（就是國民黨知青黨部，每校中間那個字都不同），甚至乾脆由軍方派任著軍服的「教官」。疊床架屋的特務監控，即使隨他們逃來的外省人，也沒被他當作「人」看待。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絕不為一己之私而操縱股市。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他受限於「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住的是租來的房子。

　　老蔣佔盡了台灣的名勝，以公款興建私人的「行館」，全台灣的資源都是他一家的私有。戒嚴40年的血腥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當然也習慣走後門送紅包。老一輩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總督和貪汙玩法的中國總統，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台灣的日本總督與中國總統（管仁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