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香港的廉政署有那麼大的成效,是因為廉政署是直接受命於港督, 而港督又直接受命於英國外交部和首相, 和香港本地的貪污集團完全沒有牽連, 所以要打那隻老虎便打那隻老虎, 也不用顧忌誰。
反之香港回歸以後, 行政長官(等如以前的港督)甚或負責檢控的律政司司長等官員皆由中央委任, 而各大財團又和中央各權力核心有不可分割的利益關係, 結果就如「胡仙案」, 雖然廉政署掌握了足夠的證據拘捕胡仙等人, 但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證據不足和公眾利益為理由，決定不檢控胡仙, 並否決向外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提議, 事後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 指責「特區政府最近一連串的行為，令人感到它已將秉行公義必須有目共睹這原則拋諸腦後」, 明顯地這已讓大眾對法律制度能否秉行公義有着很大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