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套工作方法在一個範圍裡，它不會都出錯，這是我的看法。就是說，一部電影，怎麼確保它成功，這個我不曉得。但是一個電影公司怎麼確保它成功，我確實是有概念的。這跟投資股票是一樣的意思，如果一個電影公司有一個方向、有一個想法，你一年做四至六部電影，要做到它有能力能夠回收，這個是不難的；但是一部電影，可能會很好、可能會不好，這個是不知道的，因為它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但是如果是個有經驗、訓練有素的團隊，同時你有機會用較長的時間來規劃一些事，因為每件事出錯的風險、成功的機率都相似；那麼合起來，這個事變成是可以管理的，這就是「電影合作社」的由來。

我跟邱復生說，一部電影我也不能擔保會成，但是一個以亞洲創作者為中心、高水準、高品質（high quality）的電影公司，它在全世界影壇是有位置的。所以我當時跟邱復生提出來的案子是一個組合，我希望他做「一部侯孝賢的電影、一部楊德昌的電影、一部陳國富的電影，還有一部方育平的電影。」我當時提出了這四部電影的計畫，所以就成立了「電影合作社」。邱復生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他也同意了。
但是正式做下去之後，又有變數。因為光是談《悲情城市》就談了一年。

張：談了一年？！

詹：談了一年才談成，因為邱復生看到很多，一方面他可能看到很多也許我們沒有看到的未來，他有他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對一部電影在現場怎麼完成，他的經驗也不是很多，所以他對這種工作方法是否有效還是有疑問的，特別是國際上這一部份，他也沒有看過，所以在心情上有時候就有點「進兩步、退一步」。

光是孝賢這個戲的決定就花了很多時間，另外三部戲再要做決定，太難，所以那部份就一直沒進展。

《悲情城市》已經開始準備、進入製作狀況了，其他三個人都覺得沒法再等，方育平說，他去找別的資金，陳國富也去找別的資金；楊德昌也去找新的投資者，這部份後來我有參與，他一開始本來不是拍《牯嶺街》，到了跟中影簽約開拍時，都還不是《牯嶺街》。那個電影都還叫《帶我去吧，月光》，故事也完全不一樣，當時我跟中影談的也是《帶我去吧，月光》，一直要到開拍前，才把名字變了，先是名字變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同一個故事，根本是另外一個故事，這個都是當時發生的事。

「合作社」也沒有解散什麼的，因為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雖然當時登記了一個公司。

張：不是有一個office嗎？

詹：那個office是楊德昌去租來的，當時邱復生也幫了忙。因為工作，陳國富還幫我interview了一個英文秘書，就是芭芭拉（現今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區總監，曾投資《臥虎藏龍》、《雙瞳》等片），到今天都變成人物了，就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時的這個小團隊本來就是一個不嚴謹的關係，就是大家有一定的希望，用我作為和投資人打交道的中心所形成的一個小組織。到了《悲情城市》開拍前，其實已經沒辦法運作了，我們所有的精神就通通投注到《悲情》去了，從頭到尾還有一點點時間，我還可以去談對《牯嶺街》的投資外，其他兩部就等於完全沒有了。

後來方育平自己找投資，拍了《舞牛》，號稱是黃秋生的第一部電影，故事拍出來也不一樣了，因為中間經過了一個「六四」，方育平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樣了，「六四」就變成故事的主軸，這是原來劇本裡完全沒有的。陳國富就出去拍了《國中女生》。這些東西就都散開來，進到《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最早的預算，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第一次把預算提給邱復生的是1460萬。

張：就只有1460萬？

詹：當時是這樣，1460萬用完了片子還沒拍完，最後拍完可能花掉將近1680、90萬，後來侯孝賢說預算是1700萬，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以這個電影的scope來看，當然是非常非常省錢的，是很厲害的，那樣的電影品質（film quality），還不到50萬美金（真的是很值得）。

這是當時我跟邱復生提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說，這樣的film quality，你交給美國獨立製片，可能要花1500萬美金；你給好萊塢來拍，3000萬美金跑不掉；只要有個梅格萊恩和湯姆漢克兩個在海邊走路，就要花上3500萬美金了（哈哈哈，笑）。

我說，侯孝賢可以拍一部epic(史詩)，花50萬美金，有這樣的film quality。因為這是個epic，它可以賣全世界，每個地方你開價5萬美金、20萬美金，不為過的！這是我看到他在貿易上的「比較利益」法則，這些是完完全全你在經濟上可以預見的事。如果你可以做這樣有國際水準的film quality，你用的成本是這些，你創作力是那樣，這個事沒有理由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這個做法對投資人來說，也是較好的訴求；而不是說，啊，你應該支持台灣電影，那個是比較沒意義的。
至於《悲情城市》的拍片過程、遭遇的困難及趣事，當然很多啦！

後來這部電影完成了，以當時的環境來講，它又面臨到一個困難，也就是說，這個電影在檢查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其實在當時的氛圍裡，我是有一點小心翼翼的。

就是在片子完成之前，沒有讓邱復生看到這個東西！

張：沒有看到？邱先生知道拍了些什麼嗎？
詹：他當然知道故事是關於什麼，但是具體的哪一個鏡頭的細節是什麼，除非你看到後面、看到成品，是不能知道的。後來電影完成了，開始試片，邱復生當然就看到了。他看了之後，他也不是很確定，他也覺得這個電影很有力量，但是他不確定這個會不會帶給他什麼困難，所以他有特別放映給當時一些新聞局的人看，那時孝賢他們已經要出發去威尼斯影展了。

張：不是先到多倫多去嗎？
詹：其實片子完成的時間都是跟著影展的嘛，如果沒有影展，電影都不會拍完的，事後會一直修、一直修（哈哈哈），因為已經答應了人家，所以你非去不可。
所以事情是最後幾天發生的（筆者註：指「兩階段送審事件」），孝賢他們的隊伍也快出發了，我當時沒辦法去，因為我在上班；我是個上班的人（笑），也是個業餘製片者，下了班才工作的，《悲情城市》拍攝期間也是他們收了工，再去我家開會，我從來沒法到現場，除非有我的戲（哈哈哈）。
也是正好吧！那是一個特別的經驗、特別的遭遇啦，就在他們要出發去威尼斯的前一天吧，他們去威尼斯應該是晚上出發。那個中午，我因為自己工作的緣故，跟人家約了在「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的十七樓，就是頂樓的club，其實我是去參加另一個場合，結果我在那裡遇見了邱復生先生跟新聞局副局長廖正豪，他們兩個人坐在那裡，看到我，他們也有一點點吃驚。當時我只是看到，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那幾天《悲情城市》都在試片，當天晚上我就接到一個電話，問說：「為什麼那個片子看起來跟原來的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所以第二天我再趕去試片間看，就發現後面軍隊逮捕人的那場戲沒有了。我就有點疑心，這個是不是跟我昨天看到的那場會面有關，因為侯孝賢已經出發了，可能侯孝賢跟楊登魁他們先走，邱復生好像比較晚走。

張：哦，不是，因為當年我去威尼斯採訪，所以我知道，侯孝賢他們先走是先到加拿大去參加多倫多影展，再轉到威尼斯的，邱復生和楊登魁分別前往威尼斯，最後三方會合。
詹：當時台灣可能只剩下我了，後來那個片子被剪，我相信侯孝賢一定是不知道、一定是不同意這個事的，因為我沒有聽到他跟我講過這件事，我很疑心他會同意這樣的事！
因為那時候朱天文經常會打電話回家，我就請謝材俊問她，說我看到少一段的這個事，問這是怎麼回事？朱天文說，她不知道。所以我就立刻坐下來寫了一個讀者投書，登在中時晚報上。那時候楊渡在「中晚」，我跟他講有這麼個事，我說我想寫個讀者投書，希望他能夠登出來，他就幫了這個忙，就登出來了。
我就是表達，我的判斷是，這是新聞局或任何一個主管機關故作開明，說是「一刀未剪通過」，但其實是協商了片商，在創作者不知道的狀態下做了刪減。
讀者投書出來之後，國內已經鬧起來了，孝賢當然也知道了，因為當時所有人都在威尼斯，後來聽說那天的場面有點尷尬，因為大家都不肯跟邱復生坐在一起！
我當然對邱復生也很不好意思。因為他是一個企業家，在那個時代，每個企業家
是不會輕易跟主管機關對抗的，因為你不是這件事要受他管，你還有很多事要受他管。但我還是要寫的原因是，即使邱復生是前輩、是好朋友，是幫了侯孝賢這麼大的忙，我還是必須說，這件事是錯的！
如果這件事有徵得創作者的同意，那我就會視那是創作者心目中可以接受的一個版本，不管有沒有什麼壓力，創作者如果接受，那個版本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那是出自於任何一種壓力而不得不產生的一個版本，這不是創作者的意願，這個我就不能同意。
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機關覺得創作者這樣創作，他以主管機關的立場或以某一種法律上的立場表示，這個不能通過；譬如說，按照中華民國的法律，這個必須剪，好，那麼他必須自己動手剪，這個帳必須算到他頭上；全世界未來看到這個影片少了什麼東西，這件事是誰做的。這不是創作者做的。這個必須要清楚才行。也許在某些時代，一個政府做這些事，不被認為奇怪…，但是事情要清楚，這是一個過程。
就在那個新聞出來之後，台灣鬧了一、兩天，大概就一兩天的風雨吧，得獎消息就傳來了，那個情緒和對抗就有點急轉直下了。因為在威尼斯的他們心情也好起來了（笑），邱復生跟大家的關係也變好了。台灣這邊也不可能剪了，再要剪那個鏡頭，我想政府也會很難堪，所以電影最後是以完整的方式映演出來。

張：你自己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的？得金獅獎。
詹：就是他得獎當時囉，大概頒獎典禮結束。

張：你是頒獎典禮之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們前兩天就已經知道了！
詹：根據經驗，他們雖然知道，不過因為以前有過變化，所以侯孝賢覺得，這個不能確定，他覺得不能確定。因為向來這些東西在影展裡都蠻危險的，就是到最後一刻，沒有在台上唸出你的名字時，這些都不能當真，所以他是有經驗的。
我倒是每天都有消息，主要都是從謝材俊那裡來的，因為天文會打電話回去，叫謝材俊跟我講，所以一得獎大概沒幾分鐘，他們就通知了謝材俊，謝材俊就告訴了我。
我聽到了也很高興啊！那天晚上我就請這些朋友到外面去吃飯，他們在威尼斯很開心，我們在這裡也慶功啊，我們自己來。那天我們跑到八里張菲開的「海中天」去慶祝，選在那裡是因為記者找不到。（哈哈哈哈哈）
在那之前，我也已經從孝賢那裡聽說，極有可能會得獎，所以我當時也做了關於書的準備，我那時候出了《悲情城市》的劇本嘛，這可能是歷史上少見賣得很好的劇本，雖然只有一段時間啦！（哈哈哈）
不過後來大家對「企畫《悲情城市》」這件事的描述，我都覺得，可能有點神話了它。後來常被人家說，這是一個「行銷模式」，就是走影展的路線，國外得獎再回銷台灣。「這個不是事實」，因為沒有人可以這樣工作的。
第一，沒有人可以決定影展得獎的，這件事是沒法預估的。
但是影展一定要去，參展不是為了要得獎，而是要那一個場合。因為在影展裡，各式各樣的片商都在那邊等消息，在那裡看片，這是最簡單、最便宜的行銷途徑，每一個screening，都集結了許多買家在那裡，集結了對這個電影有認同、會寫影評的這些評論家，所以影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行銷管道。在這裡，你可以試著去買賣、去開拓國際市場，特別是藝術電影，你是一定要去做的。
其實這個電影（《悲情城市》）的國際行銷做得比去影展早得多，因為當時我在做這個工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