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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在各種壓力下受傷很深民族，沒有培養出讚美和欣賞別人的能力，卻發展出門臭別人或阿諛別人兩極化的語言。要中國人培養出健康的語言，要從心靈的健康著手，「這恐怕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教育。」類似這種痛陳中國人缺失的評論，在書中時時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