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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求」低收戶 社會救助失靈

日昨主計處公佈就業者之平均月薪，位於最低百分之廿者（即低於二萬二千元）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佔了百分之十八點一，為近六年來最高；月薪為最高百分之廿者（即高於四萬五千元）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佔了百分之六十點八，也是近六年來最高。這象徵著近年來高教人口生活趨於Ｍ型化，遑論一般人更容易面臨貧窮。面對這個情勢，目前正值修正的「社會救助法」能發揮如何的功能呢？

根據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符合「低收入戶」，除了「家庭平均每人收入」需低於「最低生活費」標準，同時需滿足「家庭戶內人口之動產與不動產」兩個門檻。這三個門檻個別均不算嚴苛。那麼，何以符合官方「低收入戶」定義者，只佔了全國家戶的百分之一點五，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一，嚴重低估台灣地區的「貧窮」現象，讓「社會救助法」未能完全發揮救助的功能？

以筆者的觀察，是因為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才能符合「低收入戶」資格，難度當然比單一門檻要高；其中「家庭戶內人口」的定義更是關鍵。現行法律基於「直系血親有互為撫養義務」的規範，使得有些陷於困境的家庭，因有未共同生活之「直系血親」，而無法成為低收入戶。例如，有經濟困難的女單親，因為不同住的父母親有不動產超過門檻，而無法認定為「低收入戶」；也有老人家缺少收入又沒有資產，卻因子女當中有經濟情況還不錯者，而無法成為低收入戶。

社會救助法一直面對「家庭戶內人口」定義上的困難，這次行政院考慮加入「其他狀況之認定」，賦予一些彈性是正確的方向，若能授權地方政府根據社工專業來「認定」則更佳！

另外，在諸多關於「社會救助法」修正建議中，仍忽略了整體性的考量。目前台灣地區「最低生活費」的計算，乃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三個地區分別為之。在經濟不穩定的時代，常會發生三個地區步調不一致的情形，例如，同一年台北市調升，高雄市可能調降的情形。為了避免此現象，應該以全國為一個樣本來計算，然後按照地區「消費水準」分別選定一個百分位置作為該地區之「最低生活費」標準。如果新年度計算結果和當年度標準差異在百分五之內，也不宜更動；這不僅可以減少行政作業的困擾，也不會讓一些位於門檻邊緣的低收入戶，在公佈新年度計算結果時而「一夕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