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0300334,00.html
父攜2子燒炭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312746
防治自殺,我們做對了嗎?
吳淡如弟弟吳育誠從軍隊放假回家,和一群朋友在家邊抽菸、邊聊天,姊姊看他悶悶不樂,便給他1000元叫他們出去走走喝咖啡,他還高興地說:「謝啦!」
當晚吳育誠躺在床上嚶嚶哭泣。姊姊被吵醒,過去他的房間掀被問他怎麼了?他說,人生沒有意義,不知道怎麼辦?姊姊勸他,人生沒有意義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可以選擇快樂一點,他回答:「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隔天,吳育誠在前女友住處樓頂一躍而下。
吳育誠的姊姊──作家吳淡如看到每年自殺死亡率不斷攀高,決心把弟弟的事寫出來。她認為,弟弟失戀只是自殺的冰山一角,對於自殺的人絕對不能用「想開一點」蓋掉所有的想不開。
自殺問題的確嚴重而且複雜。
去年台灣超過3400人自殺,平均每天就有10人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冰冷的數字背後,是許多家庭無法想像的痛苦和一輩子的內疚。
而且自殺是倍數攀升。從1997年開始,自殺便成為國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之後未曾退出。去年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有15.3人),幾乎是10年前的2.5倍(1993年每10萬人有6.2人)。
自殺原因繁多,若從政府部門的權責來看,幾乎人人有責。一般人以為的失戀、絕症、失業等生活的重大失落事件,可能只是造成自殺的最後一根稻草。憂鬱症、酒癮、家暴、童年受虐、家庭離散、經濟地位低等,都可能是自殺累積的原因。
但是自殺是可以預防,很多先進國家已經證明。
出國考察歐美先進國家防治經驗的中央研究院生醫所研究員鄭泰安分析,各國防治自殺的做法大同小異,一是全人口預防策略,包括匡正媒體報導、去污名化、促進大眾心理健康等。二是高危險群的預防策略,包括精神病患者和自殺企圖者的管理等。「重要的是優先重視的程度(priority)和整合,」他強調。
終於,台灣於10月成立國家自殺防治中心。只是,國家自殺防治中心真能有效防治自殺?
從「優先重視程度」來看,目前的規劃並不樂觀,一位精神科醫師甚至擔心是「雞蛋丟石頭」。原因是:
1.層級低
幾乎所有先進國家都把降低自殺死亡率當做國家健康的重大議題。
芬蘭、英國等將自殺防治中心直接隸屬中央,澳洲甚至由首相任命成立國家自殺防治委員會。將層級拉高,並獨立於醫學中心之外,這個位階的組織可以協調、整合相關的政府部門。
但反觀台灣,不僅在總統大選時,沒有一位候選人提出健康白皮書,現在也將國家級的自殺防治中心隸屬於衛生署醫事處之下,此舉將自殺純粹窄化為醫療問題。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楊明仁曾經大聲疾呼:「把自殺問題丟給衛生署,根本無法解決、也找不出答案,應該連同內政部、勞委會,大家一起解決,因為這是大結構的問題。」
2.預算少
每年自殺死亡人數和SARS死亡人數類似,SARS的防治預算是200億,而自
殺防治3年僅1.8億。只是,流行病來來去去,自殺問題卻一直存在。
人口和台灣類似、自殺死亡率略低於台灣的澳洲,1999年編列4800萬澳幣(約台幣11億)做為5年自殺防治。現又增加為7年6600萬澳幣(約台幣13億)。「(從這個角度看)政府從來不認為國人心理健康是施政優先,」鄭泰安批評。
3.目標不切實際
歐美國家都體認自殺防治需要長期努力,英國自殺防治的目標是14年降低自殺死亡率20%、美國的目標是12年降低56%,台灣則將目標訂為3年降低20%(見191頁「自殺防治策略與行動方案計劃目標」)。
在921災區第一線防治自殺的草屯療養院副院長陳俊鶯含蓄地說:「要很努力(才能達到)。
農委會也要防治自殺
整合能力更考驗政府各部會的本位主義。舉例來說,防治自殺連農委會都要動起來,因為國人自殺方法的第二位就是喝農藥,顯然需要農委會審慎管制農藥的取得。
在921震災後成功降低自殺死亡率的南投縣感受特別深。南投縣的成功關鍵是自殺通報系統。南投縣接受個案通報後,結案率高達71%。現在各縣市漸有自殺通報系統,但有些縣�**晪C於10%。
問題在於:誰該通報?怎樣鼓勵通報?通報後又要做什麼?
定期檢視和通報單位溝通更顯重要。「通報少的單位不要相信他們個案真的那麼少,」陳俊鶯說。
自殺防治中心必須定期和通報少的單位溝通,了解問題,幫助解決困難,協助業務做得更好,不要只想把功勞往身上攬,「要量(台語:氣度之意)大,」陳俊鶯點出整合各單位的藝術。
缺乏足夠專業人才
台灣要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台灣精神衛生的專業人力不足。
芬蘭能夠防治自殺成功因素之一,在於全國500萬人口就有1000名精神科醫師,台灣的精神科醫師人力也是這個數目,人口卻是他們的4倍多。
南投經驗也證明專業的重要性。
南投縣自殺防治中心一開始便將新聘的6名護士和醫院裡參與過精神科治療的6名資深護士交換,這6名資深護士後來成功訪視的機率也最高。
2000年也跟進成立自殺防治研究發展中心的台北市,已是全台少見花心力在精神健康的城市,被部份醫界人士期待專業介入還需細膩些。
例如,一位精神科醫師透露,他至少聽過3名以上的病人抱怨,台北市實施的電訪(自殺個案的電話關懷追蹤)不夠專業,暴露病人和家屬隱私造成困擾。
台北市自殺防治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邱振寰回應說,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是由3名資深心理師和3名主治醫師打電話,「全台灣沒有人比他們更專業。」
但也有精神科醫師認為,制度設計本身就不夠完善。假設有人自殺送進急診處,回家後過幾天接到自殺防治中心的電話,「第一個反應是你怎麼會有我的電話?」
另外從台北市自殺個案通報資料分析,有54.3%「尚未聯繫上」,也顯示台北市個案管理不佳的事實。但邱振寰也認為,台北市是都會區,較注�**籊p,外來人口也多,都是個案管理不佳的原因。
做好成效評估
無論是南投經驗、台北經驗都在點點滴滴建立本土模式,做好成效評估則是未來台灣自殺防治有力的參考。
例如南投防治自殺雖頗具成效,陳俊鶯也坦承,「我們所做不過是三級預防(協助自殺企圖者和未遂者)而已。」其實公共衛生還強調二級預防(辨識自殺意念,避免發生);一級預防(深入社區、建立綿密的保護網絡)。
陳俊鶯比較,台北模式比較注重一級預防,即強調健康促進和社區支持。今年台北市更在信義區、文山區開辦「心理師就在你家旁」的社區心理諮商服務。但一級預防需要長期投資,不是一蹴可幾。
她建議,如果國家級自殺防治在人力、經費許可下,三級預防同步並進,更容易看到成果。
防自殺如防火
但是防治自殺並不只是政府和專家的責任,「每個人都可以做點事去降低自殺率,例如去除自殺的迷思和標籤,」國際自殺防治協會主席梅魯建議。
美國更因為民眾的覺醒,而成為自殺防治有力的開端。美國自殺倖存者與親友和關心自殺的民間團體站出來,促成國會通過決議案,認定自殺是全國性問題,防治自殺是國家的優先任務(national priority),與台灣目前只把這件事窄化為醫療大不相同,美國自殺察覺教育也向全民教育,先從了解自殺開始,來開始防治自殺,需要去除一般人的錯誤觀念(見192頁「5個對自殺的誤解」)。
就如同1993年自殺的美國華盛頓特區議長衛爾遜所說:「我們不能把每件事都交在上帝手上,祂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