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需要靠師傳。因為中醫面對的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綜合體，其中有無數層矛盾在發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統級），有次要的（器官級），有二次要的（組織級），有三次要的（細胞級）。每一級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個層次。其中每一對矛盾單獨解決都比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級別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樣能夠辨證施治呢？單一的原則不行，多個原則在一起相互打架還有原則嗎？所以，需要原則間的平衡、協調，需要找到主原則和次原則，理清陽和陰的關係。每一個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關係的組織不同。同樣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樣的病因，其表現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養中醫就像培養國家總理，既需要靠臨床實踐，也需要靠師傳。這才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說法。中醫用葯講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葯攻主要矛盾，臣葯加強君葯的力量，佐葯攻次要矛盾並克制君葯的毒副作用，使葯調和葯性。這就像整頓一個管理混亂的企業，不但要撤換主要領導人，整頓士氣，調整市場戰略，開發新產品，加強質量控制，還要循序漸進，防止在整頓期間失序，造成資金流失，客戶流失，技術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撫人心，注意打擊一小撮，保護大多數。所以，單純學院式的中醫培養只能培養解決單一型問題的科級干部，培養不了總理。這種科級干部，就是那些守著一、二張方子吃一輩子的中醫。這種中醫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對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醫”了，對不上，就成庸醫了。從外部統計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個庸醫。真正的良醫用葯以變應變，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腦炎，名醫蒲輔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腦炎，用了98個不同的處方。然而，西醫領導的衛生部居然認為，正因為每個處方解決了不到2個人的問題，所以蒲先生的醫術沒有統計意義！用西醫的這種機械論方法來領導、評價中醫的整體論，如同讓幼兒評價成人行為一樣，可笑復可嘆"。

實際上，真正的中西醫結合只能是“中醫為主，西醫為輔”。中醫可以防微杜漸，將絕大部分病情消滅在萌芽或成長狀態，到病情發展到完全不可逆轉的階段，再用西醫的“暴力革命”。至於何種病情為完全不可逆轉，則需要取決於中醫的治療水平。對於像王文奎這樣的醫師來說，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轉。對於技低一籌的中醫（也是良醫，但醫術水平稍低）來說，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轉。如此，則可能形成一個以少數杰出良醫，多數普通良醫形成的中醫網絡，以遠低於西醫的成本，覆蓋全國城鄉。

　　同病相憐，猩猩相惜。在醫學界，中醫是非主流。在經濟學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體驗是相似的。在經濟學界，一個數學出身的經濟學博士，盡管他對經濟史一竅不通，盡管他對經濟和社會的復雜性毫無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統計資料做模型，可以寫文章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可以憑借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的名聲對經濟政策指手划腳，就像一個學習分子生物學的醫學博士可以對一個病人任意處置一樣。經濟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們卻是科學的化身，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他們責怪病人不是他們的典型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