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整體觀念、辨證施治與西醫的“暴力革命”

韓德強

韓德強，浙江紹興人，人大博士。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員。其代表作《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一書被社科院著名學者左大培先生稱為一部“李斯特式”的力作，該書全面批評了西方的“自由貿易萬能”觀點。《中國高層智囊-影響當代中國發展過程的人》中韓德強被選為第六位。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講課時，連續接到兩個電話，都是告訴我，楊德明老師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辦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醫。回到北京后，楊老師仍在北大醫院接受化療。一個多月的化療下來，錢花了六萬多，人瘦得皮包骨頭。據醫生說，化療延緩了病情的發展，不過最多還有三、五個月時間。好在楊老師頭腦還很清醒，我強烈建議楊老師接受中醫治療，楊老師欣然同意。但是，北大醫院拒絕接受中醫進場治療，楊老師一時有些猶豫。后來，科技部中醫戰略課題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醫師，終於決定轉出北大醫院，單獨接受中醫治療。一個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楊老師的一個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最新一次胸腔積水化驗結果發現，積水中的癌細胞已經消失了，而原來在北大醫院化驗時，積水中癌細胞密度很高。現在，飯吃得下了，睡覺也有改善，精神狀態好多了。這個好消息在朋友們中間立刻傳開了，一位朋友說，看來，接受中醫治療是一個戰略轉折點。

　我為什麼對中醫情有獨鐘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親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發現得很晚，多次做胃鏡以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從紹興到北京來做胃鏡，才發現癌細胞。北京腫瘤醫院的一位大夫認為可以動手術切除，但一打開發現已經廣泛擴散，只好合上等死。這期間，我目睹了母親的痛苦萬狀，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為什麼西醫一定要找到癌細胞才能確診病情？在沒有胃鏡的時代，西醫怎麼診斷癌症？不能診斷，又怎麼治療？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麼辦？

　　這樣，我逐漸發現，20世紀西方醫學界的進步首先是在診斷手段上。然而，嚴格地說，這種診斷手段的進步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而不是醫學的進步。例如，小腸鏡是一粒類似感冒膠囊的東西，實際上是一架自帶光源的微型攝像機，能夠把小腸內部的情況拍攝下來，並通過無線電波傳遞到身體外的接收器上，再將接收到的信號輸入電腦進行處理。這是醫學的進步嗎？還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大醫院最先進的診斷設備，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當然，光機械和電器技術不僅應用於診斷，還應用於治療。我有一位搞電腦的朋友，發明了一種電化學治癌儀。當時我很驚訝，一個根本不懂醫學的人，怎麼可能發明治療癌症的儀器呢？現在明白了，治療癌症的人並不需要懂得癌症的發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醫學，只要能找到某種殺死癌細胞的技術手段就可以了。發明X光、CT、腸鏡、胃鏡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體的復雜性，都只把人體看成一架由無數零部件構成的機器。用X光照射人體，就像海關用超聲波探測集裝箱里的走私貨物一樣。

西醫第二大給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術。20世紀的外科對於人體的骨胳、肌肉、神經、血管和各種器官的細微結構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體觀念上，仍然是19世紀屍體解剖學的觀念，即把人體看成是一架靜止的、結構復雜的機器，對於人體內部各種復雜的相互關係則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於長期心情憂郁而導致胃潰瘍甚至胃癌，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刻打開人體，外科技術能夠發現這種聯系嗎？外科醫生只能看到人體某一時刻的狀態，嚴格地說，甚至某時刻都看不到。由於人體被打開，人體內部的各種狀態就發生了重要變化。打個比方說，人體是一條奇妙的不停運動的河流，外科醫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進這條河流。非要踏進去，則河流必將發生改變。所以，外科技術的進步實際上只能解決骨折等瞬間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為，對於那些長期積累形成的器質性病變，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臟搭橋，比如腎臟移植。但是，如果能夠了解器質性病變的發生、發展機理，中斷甚至逆轉這一進程，為什麼要開刀呢？要知道，開刀並不能消除導致器質性病變的原因。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問題了。這個腎換了，另一個腎又坏了。外科技術如此濫用，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還是病人的禍根？正如楊老師的肺癌，如果有葯物可以使癌細胞轉化為正常細胞，為什麼要開刀，為什麼要化療、放射線治療？究竟是只能靠開刀算醫學，還是能夠診斷病因、病機，調動人體自身免疫功能的中醫算醫學？

　　西醫給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現在通過腸鏡、胃鏡、CT、核磁共振，診斷結果出來了，在身體的某一個部位，例如，結腸部分發現了一處炎症。為什麼會發炎呢？按照中醫理論，炎症只是一個結果，是人體內外部環境發生某種失衡的結果。只要調節好平衡，即調節好陰陽、寒熱、虛實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問題表現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體。問題表現在結腸，但原因可能在脾胃。這是對病情因果關係的一種整體論觀點。但是按照西醫的原子論觀點，結腸發炎肯定是由於某種細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夠專門殺死這種細菌的某種抗生素，炎症就會消失。正是按照這種理論，西醫在20世紀發明了無數種抗生素、消炎葯。現在醫院葯費收入中各類抗生素的銷售額大約占40％－50％。怎麼知道某種葯物能夠殺死某種細菌呢？化學合成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動物實驗。因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細胞構成的，能夠殺死小白鼠身上的細菌，就能夠殺死人身上的細菌。如果找不到某種特定的化學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實驗成果了。事實上，據我所知，西醫至今就沒有找到治療結腸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廣譜抗生素，服葯時好了，葯一停又犯。進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種特效抗生素，還會產生副作用。人體內部是一個百萬細菌的生態俱樂部，抗生素殺死某種致病細菌的同時，也會殺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細菌，破坏人體內部的各種微妙的轉換和合成機制，產生廣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煩的問題是，細菌與抗生素之間還會“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鈴蟲和殺蟲劑的故事。一些棉鈴蟲被殺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殺蟲劑能力的棉鈴蟲生存下來，繼續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殺蟲劑。正是這種機制，迫使中國產棉區從華北平原遷移到新疆地區，因為山東一帶的棉鈴蟲具有抗葯性，而新疆地區的棉鈴蟲還不具有抗葯性。"同樣，一些致病細菌被抗生素殺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葯性的細菌又產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為，這第三大成就即種類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實際上是化學的進步，而不是醫學。化學的進步還表現在化驗技術上，通過對人的各種體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驗分析，統計出人體的正常值和異常值。

　　綜上所述，20世紀西醫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機、電、化學、生物學等技術手段取得的，在醫學觀念上，則仍然停留於19世紀的原子論和機械論上，因而對人體內在的整體性、變化性還一無所知，對於解決復雜疾病無能為力。相反，在缺乏光、機、電、化學、生物等技術手段的古代，由於在人體哲學上持整體的、變化的觀念，中醫能夠解釋病因和病機，並發展出相應的治療手段和葯物，能夠治療復雜疾病。事實上，我自身的結腸炎就是靠中醫治好的。究竟什麼時候好？靠什麼葯治好？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時間中葯后，再做腸鏡，就找不到炎症處了。一位朋友聽我講了對中西醫的看法后，告訴我一個發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醫告訴她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這位朋友病急亂投醫，找到東直門中醫院的施漢章大夫。病人已經失去信心，沒敢去醫院。就憑口述病情，施大夫開了處方。一個多月后，病情明顯好轉。現在，他夫人還活得好好的。去年春節，我們兩家還一起吃了飯。一旦認識到中西醫在人體哲學上的不同，我便對中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終生抱憾！母親生病時，我還不懂比較中西醫優劣長短，我還像普通人一樣迷信西醫。如果西醫宣布一個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學在宣布一個人的死刑。現在我知道，西醫宣布死刑，常常是西醫在宣布自己的無能，是西醫在宣布自己的人體哲學的錯誤。我甚至認為，西方醫學體系在錯誤的人體哲學支配下，正在從錯誤走向更深的錯誤，其具體表現就是從細胞生物學（產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學（尋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從基因生物學走向分子生物學。這是西方醫學的原子論思維的繼續。如果病因不能在細胞層被找到，就到基因層去找；如果基因層找不到，就到蛋白質層次去找。這樣，很可能就根本上顛倒了疾病的因果關係。現在，醫學院的學生都把分子生物學當作未來醫學的至高點，甚至一部分中醫學院的學生也如此，這是非常值得擔心的。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可能離單細胞生命越近，而離人體越遠。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也有強烈的原子論傾向。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人體就是細胞決定整體，基因決定整體，直至分子決定整體，原子決定整體。竊以為，他的理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社會運動。在新中國，原子論的思維方式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傳播的。

　　更讓我擔憂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論、機械論的人體哲學，居然統治了全世界的醫學界。西醫把自己宣布為唯一的科學，扼殺其他各種整體論、運動論的人體哲學指導下的傳統醫學，特別是扼殺中醫。如果在西醫治療下病人死了，這是病人該死；如果在中醫治療下病人死了，這是醫療事故。如果在西醫治療下病人好了，這是西醫的科學性、必然性的結果；如果在中醫的治療下病人好了，這是偶然的、無科學根據的、不可重復的奇跡。

　　更加嚴重的是，即使中醫能夠按西醫的統計標準可重復地治療疾病，西醫還是傲慢地拒絕承認。2003年的SARS疫情在廣州爆發時，廣州普遍採用中西醫結合治療，療效非常明顯。到2003年5月中旬，廣州中醫葯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病人，無一例死亡，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而鐘南山院士所在的西醫型醫院治療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僅一例死亡。也就是說，在人稱“抗擊非典第一功臣”的鐘南山領導下的醫院里，接受純西醫治療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樣值得提及的，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沒有后遺症，而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則大量出現肺部縴維化和股骨頭坏死症。治療費用對比也極其明顯。北京小湯山醫院的西醫治療調集了亞洲地區各國的呼吸機，每台呼吸機用完后就被焚燒銷毀，僅此一項每人花費即達上萬元。本來，廣州中醫治SARS療效明顯，應該可以在北京推廣。但是，由於SARS后來被定為傳染病，按規定病人只能由傳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醫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為沒有哪個中醫院的的領導敢保證，中醫治療不死人。西醫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許的，中醫治死一個人就是醫療事故。按照西醫理論，治療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無特效抗生素的情況下，某些領導機關仍然只允許西醫治療SARS，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憤地聯想到，＊＊＊功不允許信徒在生病時去醫院治療，西醫不允許病人在西醫治不好的情況下接受中醫治療；＊＊＊功可以用信仰的名義宣布信徒的死亡為上層次，西醫可以用科學的名義宣布病人的死亡為天命；這兩者的邏輯為什麼竟然如此相似？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信徒？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人質？誰把我們的生命權交給西醫的？＊＊＊功信徒還有一次選擇，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則是生下來就別無選擇，就天然地成為西醫的信徒？

　　昨天，我在電話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這位朋友的父親得了肺炎，也在北大醫院接受治療。肺炎固然有所好轉，但其他臟器卻出了問題。通話快結束時，我突然意識到，社會上的確普遍存在著西醫迷信。如果作為兒女讓父母接受中醫治療，父母和親友都會私下里認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