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這篇文章是中國一位著名的學者提出.論證了中國文化起源中國


吐火羅人——最早的印歐人吐火羅人是原始印歐人的一支。原始印歐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論，大致可以認為在東歐、南俄、西亞和中亞這些區域之間。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歐人為何，至今也無定論，因為當印度、伊朗、希腊、羅馬等印歐部落姗姗進入歷史舞台之時，在三大洲交接處早已興盛多時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達羅毗圖人等。安納托里亞地區赫梯人的重新發現將印歐人的歷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顯太晚；直至近世對絲绸之路上重新發現的吐火羅語的研究獲得較大進展，學者們才越來越感覺到，這种語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歐人。現在的歐洲固然是印歐語的天下，然而遠古并非如此，至少歐洲西部和南部的遠古居民不是說印歐語的，例如西歐的巴斯克人就是古代歐洲非印歐語人的遺裔，而南部的伊比利亞和亞平宁乃至巴爾干地區在凯爾特人、羅馬人和希腊人遷入之前也都生活著說非印歐語的居民。這充分表明，原始印歐人絕不是歐洲的土著，而是本來位于歐洲東部或東方，后來才向西遷徙的。因此，最早的印歐人是生活在比后來更靠東的地方，這就使他們有可能接触到西亞兩河流域的先進文明，從而激勵自身的進一步發展。通過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吐火羅語的原始性已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為了在文獻記載上找到最早出現吐火羅人的蹤跡，學者們便把目光投向了歷史悠久的美索不達米亞。著名伊朗學家英國人亨宁（W. B. Henn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庫提人”（Guti/Kuti）很可能就是后來的吐火羅人，亨宁從語言學上進行論證，將一些庫提語專有名詞与吐火羅語進行比較，發現它們之間有密切的關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鄰的東方有一個庫提人的兄弟部族“圖克里”（Tukri），這正是“吐火羅”、“敦煌”等名稱在語音上的對應，而“庫提”則可以對應屬于吐火羅人的“龜滋”、“月氏”等名稱。俄國學者加姆克列利則和伊凡諾夫由亨宁的觀點出發，進一步作了這樣的推斷：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紀，原吐火羅語便已經分化為兩大互有差异的方言，這兩大方言有著各自不同的名稱——庫提語和圖克里語。將公元前三千∼二千紀近東的古代民族庫提人（包括Kuti和Tukri）跟后代的吐火羅人（他們留傳下晚至公元一千紀后期的用兩种方言寫成的文獻材料）等同起來的觀點，与吐火羅語比釵h其它印歐語言更具古老性的觀點是非常一致的。吐火羅語從原始印歐語分离出來的年代應該定在印歐語尚未擴散出其起源地之前和安納托里亞語分化之后，也就是說，吐火羅語獨立的時間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紀初，甚至更早。分成兩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聯系的群体的吐火羅諸部落，從這里開始了他們的長途遷徙，他們經歷釵h國家，來到中央亞細亞，一路上留下了屬于公元五∼八世紀的吐火羅語文獻。在這樣的推斷下，吐火羅人在他們經過的地區——從近東、伊朗西部（在這里他們以“庫提人”而為人所知）到中央亞細亞（他們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亞的廣闊區域內——留下了他們的痕跡。從古代伊朗和中國的文獻記載中，正可以發現，在伊朗和中國之間遠在先秦時期就存在一條商路，而這條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長期聯系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歐人——吐火羅人。二、吐火羅与大夏“吐火羅”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現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記載：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羅為首的塞人部落越過阿姆河進入巴克特里亞，滅掉了當地的希腊化王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羅的譯音。“大夏”在漢語文獻中出現得很早，先秦時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個活動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說成立，那么\此時出現在中國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從近東遷來的兄弟部族“庫提”和“圖克里”。由于吐火羅人到達中央亞細亞的時間遠早于另一支印歐人——雅利安人，因此，原始印歐人同原始漢藏人的接触最早主要是通過吐火羅人与華夏人的交流來實現的。根据以蒲立本為代表的一些漢學家對上古漢語与上古印歐語的比較研究，漢語中有若干詞匯系來源于印歐語（主要是吐火羅語），如“蜜”、“犬”、“劍”、“昆仑”/“祁連”及“坤”的“乾”等等。將這些詞匯帶入漢語的，正是活動于上古東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續到春秋時代（齊桓公曾遠征大夏），稍后西遷；禺知則發展為強大的月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宰著中亞到中原之間的玉石贸易。“大夏”后來再次出現在中國史籍是漢代張骞通西域之時，被張骞稱為“大夏”的那個區域在西方文獻中叫做“巴克特里亞”，到了貴霜、嚈哒及突厥人入侵之時，便通稱為“吐火羅斯坦”了


以上這篇文章清楚論證了中國文化起源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