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員工如此形容他們的生活：“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五年後比誰都老。”
http://news.bbc.co.uk/1/hi/business/5079590.stm
http://www.appleinsider.com/article.php?id=1815
http://news.com.com/2061-10788_3-6083892.html
http://it.sohu.com/20060615/n243741465.shtml
6月14日，據英國《星期日郵報》報導稱，蘋果電腦的ipod播放器主要是由中國女工生產的，而這些女工每月的收入僅為50美元。這些設在中國的工廠歸富士康(Foxconn)公司所有。
此 報導在搜狐網上發表以後，引起了媒體同仁的關注。6月15日，多家媒體跟進報導此事，下文對該工廠富士康進行了調查，並描述了黑色工廠中工人殘酷的工作環 境。生產線上的工人大多每天要連續站12個小時，而且不得說話。在這個工廠裏，經常有工人因為疲勞過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
本報記者王佑發自上海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歲的陳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樣逃離這家他剛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強企業。
這段時間，他親眼看到三個年輕女工因為經常加班，暈倒在了生產線上。他自身的親身經歷更讓他覺得這不是一個適合工作的地方。
富士康外聯部的賀小姐告訴記者，員工在車間暈倒並不是在公司加班過多，而是身體素質差，“招進來1000人，500人身體本來都有病。”
三個女孩的倒下
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工業園生產一線上作業的，大都是一些20歲上下的青年。他們學歷不高，辛苦一個月的報酬大約1000多元。
生產線上沒有凳子，除了少數員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須站立工作，連續12個小時不停幹活。工作完畢後，操作工們還需要留下來開夜會。
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飯只能在樓梯上坐一下，然後進入生產車間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誰在樓梯上躺著睡，將被管理人員記過。
車間裏不允許說話。在公司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假設在車間裏設凳子並允許說話，將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效率。
“12個小時阿，就像罰站一樣。我一個男人都受不了，何況她們呢？”
深圳基地外聯部的賀小姐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12個小時的連續作業基本不可能，公司訂單非常多，但都是8個小時一輪崗的。
“員工暈倒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身體素質差。”她說，“富士康包吃包住，又買保險等，很多人都想擠破頭進入富士康。”
據她說，幾年來，很多人都通過繳納千元的仲介費方式，偽造文憑進入富士康。“他們正式工作以後，經常會有人暈倒或出現突發狀況。”
“於是，公司就對這些工人一個個檢查身體。查過以後，公司驚奇地發現，招進來1000人，500人身體本來都有病。小小年紀的他們，甚至還有一些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從今年3、4月份起，不再從勞務市場招收這類普工，而是與國內1000多所中專技校合作，直接尋找職員。
她說，有些地方確實沒有設凳子。但這是因為設備的要求，有些設備需要員工站立，但也有坐著工作的。“不可能有員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車間附近都有休息室。”
她還強調，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富士康不會通過國外夥伴的考核。
富士康的“特殊”管理
相比這些小女孩，陳峰要幸運許多。
但他所經歷的3個月培訓，外人看來也頗為殘酷。
新職員培訓分為生產線實習和企業文化課程。每天早上6點40分起床後，陳峰必須吃得很飽，振作精神接受12個小時的體能考驗。
實習人員同樣沒有凳子坐，大部分時間都要站著，且不能東倒西歪。否則，被抓到就是劈頭蓋臉一陣訓斥。幾個月下來，從生產線走到宿舍，每個人已筋疲力盡，雙腳生滿水泡。實習期間，還要穿插一些企業文化的課程培訓，8個小時的千人集訓場面，蔚為壯觀。
富士康還指定了“限制加班時間”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級別有不同的加班時間。如果一個員工的每月加班時間超過指定小時數，超過部分算義務加班。
在大多數職員看來，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難以理解”。職員們也承認，容納13萬人、擁有10個食堂的偌大工廠，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確實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團年均營業收入保持超過60%的複合成長率。
每天下班，無論有沒有貨車經過，工人們必須進入廠區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亂竄；下班後誰忘記拔掉電腦插頭，罰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調換部門，職員的電腦將被拆開三次，檢查機型內外的編碼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會議都在休息時間召開，如週末或者晚上下班，有時一開就是3到4個小時，如果不去一律按照曠工處理。6月初，富士康高層發現，相關機密檔丟失。管理部門規定，嚴禁任何員工攜帶筆記本電 腦、MP3、U盤等進入廠區。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內部組織了一次非自願捐獻骨髓活動。一位被要求參加活動的員工迷惑不解的是，為何這次的骨髓驗血特別隆 重？公司的一個副總親自披掛上陣成立專案組，一些員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驗。同時，籍貫為山東、河南、江蘇、陝西、山西的男員工被點名參加，而其他地區的則 不必。富士康在工作紀律上要求一向嚴明，誰遲到，誰就會被懲罰。但本次活動為何如此興師動眾？後來他聽說，原來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層親戚得了血癌，而該人士 的祖籍是山西，母親又是山東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緣會近一些。這才恍然大悟。公司外聯部賀小姐則說，捐獻確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職員有一種特殊的病，所以限定 了一些範圍。記者詢問，是否這位元員工是普通職員呢？賀小姐則答到，是一名公司職員。“平時，如果員工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們也組織大家對需要幫助的員工獻 血。”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員工如此形容他們的生活：“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五年後比誰都老。”
沉默的大多數
陳雪頻
有關“血汗工廠”的新聞似乎已經多得讓人有些麻木了。早在中國開始成為“製造工廠”之前，當成千上萬的外資製造性企業湧入中國的時候，現代“包身工”就開始出現在珠三角的某些工廠裏了。
在這些工廠裏，一線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加班費可低至0.8元/小時，而一旦違反某些廠規，懲罰手段可按月工資扣。親友探望類似探監，公司只開一個小門，稍談片刻即喊結束。
當我聽到富士康員工被組織獻血的事情時，總覺得有些悲涼。如果這些員工是自願的，那麼這是一個讓人覺得溫暖的故事。但當這件事情與權力和金錢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受到的只有寒冷。
經濟學家張維迎前一段時間表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他沒有詳細展開其論斷的理由，但任何一個粗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邏輯。而這句話的潛臺詞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勵勞動力成本上升。
於是這個問題便涉及到一個社會價值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如果只是GDP和吸引外資的增長，那麼這麼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結果往往是以人們的生活水準得不到提高為代價，由此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即便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限制工資上漲也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舉動。日本上世紀60年代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漲，但日本政府沒有去限制工資的上漲，而是借助這個機會提升勞動力品質，從而推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經濟結構和民眾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是該認真去關注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時候了，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更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正如約翰•鄧恩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