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從擔心「恐怖」到擔心「不恐怖」

1982年，史蒂芬•金已經接連寫出《午夜行屍》（Salems Lot）、《幽光》（The Shining，又名《鬼店》）、《玉米田的孩子》（Night Shift）、《再死一次》（The Dead Zone）、《燃燒的凝視》（Firestarter）、《狂犬庫丘》（Cujo）這些轟傳一時的叫座小說，聲名大噪，隱隱然具備「暢銷霸王」氣象之時，他卻出版了《四季奇譚》（Different Seasons）。這一本書，頗出讀者跟出版界意料之外，是由四個中篇小說組成，前三個與恐怖幾乎沾不上邊，最後一個雖頗驚悚，但跟之前的「超能力」、「吸血鬼」、鮮血滿地滾流相較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關於這本書，史蒂芬•金後來曾透露：「我花在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書都多。」「也許一生再也不會出版另一本完全相同的書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精神？為什麼再也不會有第二本了？問題的答案還是得從這本書裡去探索。

史蒂芬•金在《四季奇譚》的〈後記〉裡追述，當他出版《魔女嘉莉》後，又寫了《午夜行屍》（Salems Lot），編輯替他有點擔心，原因是怕他被「定型」為「專寫恐部小說的作家」。史蒂芬•金對這事看得較輕鬆，要他等幾年再說，原因是「在美國，沒有人能專靠寫恐怖小說賺錢」。言下之意，當然是指他還會轉型的。後來，《幽光》又大賣，編輯更擔心「定型」問題了。史蒂芬•金卻還是一派輕鬆，認為被定型也無妨，「如果讀者喜歡，我就寫恐怖小說好了，這樣也不錯。」等到《四季奇譚》出來了，他的編輯還是在擔心，重點卻不一樣了：「我看裡面大概沒有一篇是恐怖故事的了。是不是？只要一篇就好。」「我大概可以加強一點恐怖氣氛。」「好極了！還有那本新小說——」「寫一輛鬧鬼的車如何？」「這才對呀！」

從擔心「恐怖」到擔心「不恐怖」，清楚說明了市場的力量正一步步把史蒂芬•金給「定型」下來。卻也說明了，就算一生最愛是恐怖，就算寫了8年10部小說，本本暢銷之後，他還是有些疑惑，無法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寫些「垃圾」、在「糟蹋天分」、在「浪費時間」？這種焦慮，透過書中公認史蒂芬•金的化身，也就是敘事者戈弟的口中說得很清楚：「許多書評人說我寫的東西都是狗屎，我也時常覺得他們說得沒錯……我的小說看來近似神話，因此時常被視為荒誕不經。……我想知道我所做的這一切，是否有任何意義？一個人能以杜撰、捏造的小說致富，這算是什麼世界？」

黑暗的另一半

讀者喜歡我就寫，史蒂芬•金是這樣說的。然而，足以肯定一個作家的，除了讀者的掌聲之外，別忘了，還有書評人——像老校長那樣，老愛把「暢銷」跟「垃圾」劃上等號的書評人。在無錢買米買鹽的時候，賺錢養家求溫飽是最迫切的需要，旁人說好說壞都不重要。一旦財源滾滾，衣食無虞之後，自我肯定就變得重要了。這一肯定，往往都要靠「名」，且是「好名」；「惡名」雖然代表書評人至少還看得到你，卻未免有傷自尊心。毫無疑問地，史蒂芬•金才華洋溢，但正如他所說，喜愛黑暗不可知的事物是他天生的興趣，他依著上帝所賜予的寫作才華，順著自己的天性去創作，他夠認真、很努力，外界也回報他足夠的財富跟名氣。但，為什麼總有一些人，且是他認為值得尊敬、應該重視的人，卻認為他在譁眾取寵，一味賺錢；老是批評他所寫的東西不入流，賺再多的錢也還是「垃圾」？如果說，一個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忠於自己」，那他肯定做到這點了。但為什麼主流文學界還是沒辦法肯定他呢？

這個焦慮，後來成為史蒂芬•金文學創作中很明顯的一個特質，他經常以暢銷作家為寫作對象，遠如《慘不忍睹》（Misery，1987）中被狂熱女書迷所綁架的那一位，近如《白骨袋》（Bag of bones，1999）裡被創作瓶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這一位，其中均不無夫子自道的意味。

最值得注意、也最具象徵意義的則是《黑暗的另一半》（The dark half，1989），那位專心嚴肅文學創作卻一事無成，偶然遊戲文章，寫了幾本恐怖小說竟名利雙收的中年作家。因為越寫越覺得糟蹋天分、浪費時間，他想抽腿罷手了。透過雜誌報導，搞了個親手「埋葬分身」的儀式，在墳場拍了幾張「我的墓碑」的照片，用以昭告世人。誰曉得竟把那個無中生有、照理說已經一死百了的「通俗分身」給喚醒了。「他」從墳坑中爬了出來，大開殺戒，把每一個涉及謀殺「他」的人都給殺了。最後還綁架中年作家的妻兒，威脅他再寫一部系列小說，好讓自己能復活，也取代他的地位。故事結局，「嚴肅文學」終究還是打敗了「通俗文學」，把「他」趕回「他」該待的黑暗世界裡。書中有一段話，讓人浮想聯翩：「任何靠創作維生的男人或女人都必須這樣。一個活在正常的世界上……另一個創造世界。他們是兩個人。至少是兩個人。」但，為什麼通俗文學的那一位是「黑暗的一半」，而「活在正常世界上的這一位」又非要將他置之死地呢？現實的史蒂芬•金分明是「黑暗」那一邊的人，可他為什麼還是把「自己」給處死了？這種處死的深層心理結構是什麼呢？

通俗文學屬於「黑暗的一半」。就史蒂芬•金而言，現實似乎就是這樣。1986年，他出道12年，早已家財萬貫，名利雙收，在美國文壇上，卻像個新興暴發戶，只能孤芳自賞。代表主流的「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National Book Foundation）從來不曾正眼看待過他，別說作品入圍「全國書獎」什麼的，就連每年的頒獎典禮，冠蓋滿京華，也從來不曾寄張請帖給他：你想來，就自己掏錢買餐券吧！斯人獨憔悴的史蒂芬•金或許因此氣不過，決心換跑道再出發。這一年裡，他公開宣布放棄恐怖小說創作，轉向較無門戶之見，始終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說〔這時的他，早獲得代表這兩類小說創作最高榮譽的「雨果獎」（Hugo Awards）、「盧卡斯獎」（Locus Awards）跟「世界奇幻文學獎」（World Fantasy Awards）〕。

正直體面，甚至是高貴的

此消息傳出後，「金迷」一片嘩然，堅決反對，抵死不從。靠他吃飯的那些影視中人，更不用說了。其情況恰恰合了一句台灣諺語：「扮戲的要散，看戲的不肯散」。最後，史蒂芬•金或者拗不過書迷的熱情、本性的呼喚（calling），以及，也很重要的，白花花銀子的誘惑，寫著寫著，還是回到恐怖小說這條道路上來了。1987年，他寫出了《慘不忍睹》，後來搬上銀幕，改名《戰慄遊戲》，那個被狂熱女書迷所綁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著她之所愛寫作的暢銷作家，相當程度上，當是反映了彼時史蒂芬•金的內心感受吧。
被「綁架」了的史蒂芬•金，一如胡適口中的「過河卒子」，退既無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的方法，除了更細膩、更講究創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暴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異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說，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發表小說，證明自己的才華。甚至，從「雙日」（Douleday）到「維京」（Viking），再到「史逵布納」（Scribner），一路更換出版社的軌跡，也說明了他越來越「嚴肅」的態度（1996年，他以〈黑衣男子〉（The Man in the Black 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說最高榮譽的「歐亨利獎」，算是這一連串努力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則鳴，只要有機會，史蒂芬•金總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辯論到底：「大眾小說」絕非「垃圾」的代名詞，受歡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學！

1991年，美國筆會通訊針對「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分野進行討論，小說家烏蘇拉•珮琳（Ursula Perrin）寫了一封信給筆會，公開說：「我寫的是『較好的』小說，意思是說，我不寫羅曼史或恐怖小說或推理小說。」這段話激怒了史蒂芬•金，他疾言厲色地反駁，就算暢銷小說也分千百種，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他們中間某些人的作品，有時或經常充滿文學性，且全都是講故事的好手。而這，使我遠離了平淡無趣的生活……豐富了我的閑暇時光。這樣的創作，在我看來，始終是正直體面，甚至是高貴的。」哪能一槌定音，妄定優劣呢？

「只有好小說跟壞小說之分，沒有嚴肅文學跟通俗文學之別」，史蒂芬•金想說的就是這個。然而，一如前此所有關乎此一主題的討論，這次的爭論，還是各自表述，難有交集。原因是，此事表面雖僅關乎「嚴肅文學」跟「通俗文學」區分的合理性與否，但，問題底層，除了文學典範的更替、文學史的流變，例如狄更斯如何從通俗多產的通俗文學作家，一變而為今日英國文學浪漫主義派的經典作家；或T.S.艾略特的《荒原》跟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如何型塑現代主義，而將小說帶入「晦澀難懂才叫文學」的窄胡同等等，事實上，還涉及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化變遷，例如寫作的商業化、出版的娛樂化、文化霸權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質，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講得明白的——「道假諸緣，復須時熟」，典範的更替，豈是說換就換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