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中國時報轉載的報導之後
上個星期中時民意論壇又有讀者投書討論有關這部影片的內容
作者將片名翻成"毀滅"...與先前翻的"殞落"不同
中時好像很注意這部影片...希望臺灣也能有緣能看到(電影或電視播出皆可)
作者最後的結論發人深省....60年的時間是一個世代集體遺忘的關鍵期
為了不在歷史論述上缺席...德國人似乎一定要拍這部影片不可
否則類似"獵殺U571"或"珍珠港"中顛倒或扭曲史實的荒謬情節將會一再上演....
畢竟好萊塢早已掌握了媒體詮釋權...也早已習慣由它們的觀點來看世界!!!

全文轉載如下

回歸尋常的惡魔2004.10.04 中國時報
陳中芷 （作者為德國畢勒菲德大學博士生）

拍攝希特勒在柏林指揮所最後十二天的商業電影《毀滅》（Der Untergang），第一週上映達到七十萬票房。如《時代週報》（Die Zeit）最近一期所寫，最近大眾雜誌封面標題只要有「希特勒」，不論內容評價如何，一定暢銷。何以如此？
長期以來希特勒在大眾媒體上呈現兩極，一是魔化般的人物，人性之惡的絕對，一是卡通化，特別是在英美的媒體上，他的小鬍子常是意淫嘲弄的對象。實際上，希特勒留下大量的歷史謎團，因為他生前有計畫的銷毀所有私人信件、日記和第一手檔案，至今能看到的資料大部分是當年納粹的政治文宣。那些政宣裡沒有私人的面向，只有獨裁者的意氣風發。而《毀滅》這部電影卻是第一次放棄道德視角，凸顯希特勒最後生活的片段，以日常細節將希特勒重塑成一個帶病的老人。演希特勒的演員Bruno Ganz演活了希特勒，在聲音形貌氣質精神上遠遠超過卓別林所演的《大獨裁者》，讓每個專家都心服。
讓人不服的是，重現一個患有帕金森氏病徵的獨裁者的末日，能增加多少納粹史實的認識？當細部鏡頭敘述出一個印象：希特勒也有「被同情的餘地」。然而觀眾進入情境而產生同情地理解，不該引伸為「人人皆有黑暗面」，這是卸責的說法。將希特勒回歸常人敘述的意義，正是政治哲學者漢娜鄂蘭所說，「平庸之惡」（Banalitat des Bosen）。正因一個「平常人」在歷史結構和情境條件允許之下，可以達到那樣程度的人性之惡，才會令人對惡的本質戰慄。
從這部電影所引爆的討論，看到戰後第三代德國人對待納粹歷史的差別。他們過去十多年來，努力重新界定這段歷史與當今的關係。這一波重新詮釋的浪潮到葛拉斯出版《螃蟹走路》算是具體轉向。葛拉斯筆下那群逃避紅軍搭上「古斯落夫」軍艦，卻遭沉船命運的德國人，不但不是希特勒的幫凶，反而是戰爭命運下的犧牲者。德國人在二戰時期的傷痛和驚怖，使得集體的凶手形象也有受害的一面。歷史的糾葛和人性的複雜，使凶手和受害者不再是黑白二元對立。將希特勒回歸常人的詮釋，對政治上左右派來說，都是神話除魅的開始。
另外，這部歷史電影還有更深層意義，它體現了史學大師蘭克所倡：如實的再現歷史情境。癥結也在這：「再現」，卻是片段的；十二天的末路，被喚起的是歷史感情強於理性的歷史意識思考，缺少情境背後的宏觀視野。將希特勒政權在政治道德上的歷史罪責放回末路片段裡的情境裡去感受，是否會相對弱化最終道德的認知？進一步看，電影作為陳述歷史的媒介，敘述強於分析，容易鋪陳什麼事發生，但難以回答為什麼，而情境和感情的陳述方式永遠要承擔「道德性問題歷史化」的風險。
最後是詮釋與集體記憶的關係。說白一點，《毀滅》這部電影沒有新資料，但是電影本身卻攸關集體記憶的競爭。新世代越來越少人讀歷史專著，歷史知識隨著大眾媒體的需要被割裂操縱。「希特勒」這個符碼在大眾傳媒上處在巨大的競爭狀態：美國猶太人、浩劫餘生者、英法，甚至是台灣。放在時間的縱向上來看，納粹引起的驚怖在第三代身上喪失親歷效應。相距六十年，是普遍估算集體歷史記憶面對遺忘的關鍵期，歷史事蹟若不能沈澱，會慢慢邊緣化乃至消失。如果德國人現在不進入全球大眾媒體裡的詮釋場域，那麼不是等著集體遺忘，就是拱手讓給好萊塢。而電影好不好看？那是次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