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性芭比 搖滾登場

才聽完「搖滾芭比」開場的一首歌，我已經為之震懾，那種山雨欲來的氣勢。那首歌的口白這麼說：「1961年8月12日，一道牆豎立在柏林市中央，世界被冷戰分成兩半，而柏林圍牆是最受憎恨的冷戰符號。被咒罵。被塗抹。被吐口水。我們以為那道牆會永遠存在。現在它倒了，我們變得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出生在東柏林的樂團主唱海德維，戴著金黃色誇張外翻的法拉佛西式假髮，自比為柏林圍牆，因為她——一個變性失敗的變性人，一個嫁給美國大兵而取得綠卡的東德移民——正好介於男與女之間，東與西之間，自由與奴役之間。她處在那麼一個夾縫裡的位置，卻從容唱道：「如果沒有我站在中間的話，寶貝，你就什麼也不是了。」

變性失敗，是她人生的大轉折，她在歌裡這樣形容：「我兩腿間的裂縫在流血／這是我做女人的第一天／就碰上了每個月的那一天／兩天後／我的洞洞關了起來，傷口癒合／為我留下一吋長的贅肉一堆／就在以前陰莖所在之處／也是陰道從未出現之處。」如此，她有了一個芭比娃娃的胯下，因此她將樂團命名為「憤怒的一吋」。

芭比娃娃的意象在跨性別電影裡並不陌生，幾年前的法國片「玫瑰少年」，就是一個認同芭比娃娃的小男孩的故事。但海德維沒有小男孩的天真，她為自己畫的妝永遠有一對微蹙的娥眉，華麗而悲傷。曾經，她帶著蹩腳的樂手們在簡陋的舞台演出，在休息的片刻，她用濕紙巾抹了一下臉，然後把紙巾丟給台下那個她想釣的男孩；男孩打開一看，紙巾上出現的是一張風華絕代卻悲傷的臉。

飾演海德維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男演員John Cameron Mitchell，即使深深覆蓋在濃妝他還是能夠將內心深沈的淒涼表現在臉上。他的舞台劇演出早已獲得各種獎項肯定，也是本片的導演兼編劇。

從共黨統治的東柏林到資本主義統治的美國，從長長的六吋硬物到短短的一吋贅肉，海德維一直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在堪薩斯州某個鳥不生蛋的小鎮、窮人住的侷促雜亂的貨櫃屋裡，海德維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她開始扮裝成女人，試著習慣陌生的生活。化好妝戴上假髮放起音樂站上舞台，她可以立刻變成電視紅星法拉佛西，也可以讓金髮盤旋如塔高聳入天，「直到醒來變回我自己」；她一遍又一遍地這樣唱。直到鏡頭拉遠，貨櫃屋的整面牆（如同柏林圍牆一般地？）倒下，原先困住她的彈丸之地，現在成為一個絢爛的、生猛的野台，海德維改口唱道：「突然之間，我成了龐克搖滾巨星／躍上舞台登上銀幕／而我再也不／再也不回頭」。

但這不是追尋的終點，「過去」畢竟不是能夠用手術刀一切了之的東西。手術失敗所留下的「憤怒的一吋」在此饒富深意，因為幼年的情慾模式確實深深烙印在海德維心裡，年齡與權力差距所帶來的****張力，她未曾須臾或忘。於是愛情成為海德維消滅自己的過程：當她發現心儀的男孩，她教他把頭埋進烤箱裡練唱，就像她小時候一樣；她一步一步地，讓那個男孩取代了自己。在鏡頭下，她的臉被男孩的臉所置換；男孩要吻她時，更充滿象徵意義的對她說：「用我的嘴呼吸！」

海德維是個移民。與她高亢的性別疑雲剛好相反，她的移民身分十分低調隱晦，但仔細追索，國族的痕跡密佈：海德維在片中前後有過兩個樂團，都是移民所組成，她也曾半開玩笑的對台下觀眾說：「他們的護照都在我手上！」她每一次與美國人交往都以慘敗收場，但是擁有綠卡的她亦毫不客氣的欺負了比她更可憐的移民。片子開場打出片名、導演等字幕時，配樂是「美麗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放在這裡更顯得諷刺。

片中的詩意與幽默，值得一一反芻。海德維說：聽眾丟我番茄，所以我吃了一盤好沙拉。海德維說：火車就要來了，我還被綁在鐵軌上。海德維說：我學得太慢，像傻瓜似的用掉了兩個願望，變成一個我所不是的人……。

片尾，海德維裸著，從暗巷走向大街，一個寂寞的兩腳動物，正面迎向車水馬龍的世界。電影散場了，但我好像一時還醒不過來，變不回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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