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意識到潛在的危機，即使我事先設想了一萬種可能，也決不會想到是這種狀況。頭幾天，我還優哉游哉地到處訪親拜友，有時候去故地重遊，看看八十年代住過的老地方。十幾年過去，物是人非的感覺很強烈。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姐們兒，她叫潘婷。當年只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報社記者，後來到英國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國後幹起了一個好行當，專門培訓CEO。眼下已頗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團的老總在她面前，也要虛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個女學生模樣，現在已經變得異常幹練，商界的機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現在諸事順遂，為人妻母，豪宅別墅置下各一套，自己開了輛寶馬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走運的人。潘婷有一天請我吃飯，連帶著敘舊，席間她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說：可不是，下了班也要應酬。都是國際大公司的老總，不去總不好。我問：活動很多嗎？她搖頭：一般的我不會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對他們說，不開奔馳的，不要來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說：你當然不同，我們永遠有共同語言，我願意跟你聊文學。我歎道：潘婷啊，咱們是兩個階級的人了。潘婷就說：什麼階級？我不這樣認為。不開奔馳，確實就不在一個檔次，沒法兒談。談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羨慕：搞文化，寫作，多好啊！我現在還停不下來，不過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將來能安心寫作。我說：那好，但寫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質基礎啊。潘婷略想了想說：人哪，上去就下不來了，我不能想像靠一千多塊錢怎麼過日子。告別了潘婷，我在想，在我們這時代，像她那樣幸運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門賓館窗口數了無數輛火車，給老白打了無數個電話。回答永遠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終在河北老礦沒回來，手機時開時關，不容易聯繫。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叫服務員開門。服務員說，你這房早到期了，我們老總說，沒他的話，不能開門。我打了賓館老總的手機，問他：你什麼意思？攆我走嗎？攆我也得讓我拿出東西來呀。賓館老總說：不是那個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錢，這人就不露面了，怎麼回事啊？我這賓館是有上繳利潤指標的，時間長了我也受不了，你還是催催吧。門馬上就能開，可明兒又怎麼辦？我給老黑打電話，手機關機。給老白打電話，老白說：老黑這事兒怎麼辦的，等他回來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掛了機，明白自己是掉進陷阱了。兩個朋友，誰也不會對我的現狀負責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當初為何熱情邀請我來？難道說話是不用通過大腦的？或者是他們純粹想讓我來看看他們今日的發跡，就算完了？
　　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闆的話始終在耳邊迴響：你瘋了，朋友還能靠得住嗎？是啊，我的棄商從文，竟是這樣一個結局，問題出在哪裡？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門橋上，望著上班的汽車和人流，終於明白：在這個一千萬人口的都市裡，我已經被遺棄，無人可以再幫助我了。我當初放棄了公司，實際是放棄了我自己爭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無關道德，只是個現實問題。現在，我的腳下不再有那一片堅實的土地了。我現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隨時要把我吞沒，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與七尺之軀。對文化的膜拜，是因為我長期在商界混而產生的一種錯覺。文化是不是有那麼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這樣把生存的問題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謂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諒的幼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