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後一年半,我思想上的衝突和對人生意義的考慮,遠比上述的要複雜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義感召而放棄商界位置，甘冒清貧生活的風險投入文化事業的，不能說絕無僅有。但我知道是極其少見，且不能為人所理解。
　　我走的時候，完全是低調處理。老闆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佈我的離開，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長差的樣子。我遵守了我的諾言，把我的存款轉給了財務部，作為我臨時借給公司的錢。直到最後一天臨下班時，職員們還在頻繁地向我請示工作。是啊，多少年來我已是公司裡的靈魂人物，是機器上的主軸，所有的人都無法想像，沒有我，辦公室該怎樣運轉。最後一晚，我坐在別墅涼台上，聽著芭蕉樹葉在暗中悉簌作響，許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機來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這次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一路上悶悶不樂。在機場，托運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別，他問：什麼時候回來？我說：說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問了一句：副總，你沒有什麼事吧？我忽然有些傷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帶著近乎悲壯的絕決心情，我飛向了北京。我知道，這一次是淨身出戶了，前程多有不可預測處。我所有的財富，就只是心裡火一般熾熱的人文主義信念了。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還不到一個月，就陷入了絕境。不要說實現人文主義理想，連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難再找到了。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我在北京的兩個朋友，老黑和老白。他們是我在八十年代認識的，當年都是年紀相仿的文學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試探過出路，與兩人過從甚密。這兩人，可說是「老北漂一族」，那時我們共過一段患難，試圖用文學換飯吃。我們給當時還健在的大詩人艾無雙、馮獨秀辦過創作生涯研討會，也去挨門拜謁過各大雜誌的主編大人。我南下後，與他們的聯繫一直未斷。我在海南如魚得水時，他們還在北京苦苦地漂著，執著地要在這個文化之都踢開一扇門。兩人中我與老黑走得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總要去看他，盡其可能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夠謀生的線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況有了變化，兩人突然間暴發了。老黑註冊了一家公司，玩了幾次資產重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斃的國資老礦收歸名下，成了個有億萬身家的大老闆。老白從承包報紙版面開始，進而做書、買電視台廣告時段，斬獲甚豐，也是一儼然小富。
　　我在決定去北京之前，他們早就數度在電話裡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計。提起當年我們借住在單位單身宿舍裡，徹夜連床而談的往事，都不勝噓欷。老白說：你來吧，我正好承包了一個文化雜誌，你來當主編，咱們搞他個中國的時代週刊。老黑說：你早該來，在南方混什麼，我這裡錢雖不多，包下哥們兒吃住不成問題。你我誰跟誰？明天我去方莊小區，給你租一帶鋼琴的房子，沒事你就彈鋼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諾的兩件事，我反覆在電話裡與他們核實，直到我認為即使裡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況也不至於太糟時，我才下了最後的決心。
　　我的這一賭實際下得是太冒險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們在北京浸***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遺風程度。有駱駝不說牛，滿嘴跑火車，就是對此最形象的說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業倫理對人心的改造，他們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當年頗有熱血氣概的文學青年了。實際發生的情況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願過多提及。簡要的情況是：老白的時代週刊根本還沒談下來，而且即使談下來，他也只佔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權。從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沒見過這週刊編輯部的大門是什麼樣子。老黑的態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個二星賓館，說：這老闆是咱哥們兒，你先住著，我已經交了半月房錢，完了你讓他找我要。方莊的那房子，嘿嘿，我這兩天周轉有點問題，你先繃一陣兒。然後兩人就蹤影全無了。老白說，他正抓緊「跑部」，爭取把週刊拿下來。老黑說，河北的老礦工人情況不穩，他要去安撫安撫。把我一個人撂在二星賓館，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門車站過火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