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VD數位科技討論區 - 窮人沒學位

窮人沒學位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汪琪多年來經常在紐西蘭、英國、美國、香港等地教學訪問，她注意到各個國家的大學發展，幾乎呈現相同的宿命。一開始大學數量很少，接受大學教育的只限於社會菁英；緊接著大學因應民情開始擴張，走向大眾化與私有化，高等教育成為政府沈重的負擔，各大學便開始到自由市場尋求支持的力量。

如今在香港，市場價格已成為評價大學的標準，古典的大學理想已被拋到市場之外。汪琪對這個現象感到不解，也很悲哀。

她想到了陳水扁總統，三十多年前，國家可以投資大學，讓一個佃農之子自我實現。如果像現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採行高學費政策，「現在台南沒有錢負擔學費的貧窮孩子，還可能有機會就讀大學嗎？」汪琪邊說邊搖頭。

台灣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戴曉霞一開始也不明白，為何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全世界有那麼多國家的大學紛紛出現市場化趨勢，後來她從英國的發展經驗找到啟示。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脈絡下，新自由主義成為柴契爾政府的施政重點，英國從福利國家轉而強調「大市場機制」與「再造小而能政府」。原來全部仰賴國家補助的公立大學，必須學習從市場取得部份經費，於是大學開始學習與市場展開積極回應。

‧ 大學投資人，台灣倒數

英國大學轉向市場的經驗，讓人覺得大學市場化已是時代潮流。戴曉霞又到資本主義最興盛的美國進行國際比較，巧妙的是，美國大學教育市場化已有多年歷史，但到現在，美國政府仍然是高等教育最主要的經費提供者。「即使在美國，也並未全部把大學交給市場，」戴曉霞強調。

而在台灣，固然各界認為大學市場化有助於活化大學競爭，但台灣大學生所得到的單位培育成本卻一直下降，台灣對大學的投資也遠不如其他國家。戴曉霞比較亞洲地區前十五大大學每個學生的培育平均值，發現日本東京大學每個大學生獲得二百三十一萬台幣的培育成本，澳洲國立大學每生平均是一百○四萬，最低的昆士蘭大學也有五十九萬；國立新加坡大學則是每生平均九十八萬台幣。但台灣各個大學每生平均卻偏低，台大學生平均二十二萬一千台幣，公私立各校平均起來只有十八萬七千。

再以各大學學生與老師的「生師比」為指標，可看到台灣的大學老師與學生的比率差距較大；以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台灣大專院校的生師比值，較美、加、英、法、德、日、中國大陸等都高；再與亞洲各主要學校做比較，日本東京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新加坡大學生師比值，都比台灣各大學低得多，並且都在十以下。

以學費結構來看，根據教育部所公布的「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可知，台灣公立大學學雜費佔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一一．六％，私立大學佔人均GDP的二二．六％；台灣的學雜費結構自然比歐洲國家高，但與美國公立大學的一一．一六％不相上下。從表面上看來，台灣的學雜費結構堪稱合理，但不能忽略台灣的大學，公私立比例結構已產生嚴重偏差。戴曉霞指出，美國有八成學生就讀公立學院，只有兩成學生選擇付出五倍學費，去就讀質精價昂的私校；台灣正好相反，台灣公私立大學院校學生比例為二七％比七三％。換言之，台灣只有約略高於四分之一的大學生，享受與美國相當的合理學費，另外卻有四分之三的大學生被迫付出雙倍學費，去就讀投資較少、品質相對較差的私立校院。

‧ 台灣教育高度依賴學雜費

台灣的教育支出過度依賴學雜費已成問題所在，即使是在學費最自由的美國，學雜費所佔大學收入的比例還是相當有限。美國最新版出版的「教育統計摘要」（二○○二年）指出，美國公立大學學雜費收入佔歲入的一八．五％，聯邦、州及地方政府補助共佔五○．四％。銷售與服務佔二一．六％。

由以上可知，美國大學依賴學雜費的比例都比台灣低，政府還是高等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如此盛行的美國，政府也從來沒有退場，更從未放棄有關高等教育的投資。

反觀台灣，公立大學學雜費收入平均佔歲入二一．一％，另有四四．四％是來自政府，私立大學院校的學雜費比例又在六○％到八○％之間，政府補助僅佔一五％，而台灣又有七三％的高教學生必須就讀私立校院，過度依賴學雜費是台灣大學教育很大的缺失。

究竟什麼樣的學費才算合理？政大商學院院長吳思華說，經濟學的原則是，如果知識是公共財，政府就應多付；如果是個人獲利就應自己付。戴曉霞也說，高等教育的投資需分成「社會投資報酬率」與「個人投資報酬率」來看，過去大學是菁英教育時，投資大學是社會投資報酬率重於個人，所以個人付出較低；現在大學教育普及化後，受過高等教育的個人日後賺取各種資源的機會較多，因而受益者付費是合理的。

現在就連大陸學費都比台灣更能反映經濟原則。吳思華說，MBA、EMBA班級的個人獲利成份遠大於公共財，所以大陸MBA的學費是台灣的五倍（五十萬比十萬台幣）；大陸EMBA班全部讀完學費是台灣的四倍（二百萬比五十萬台幣）。但如果是基礎知識性質的，就屬公共財，大陸學費甚至比台灣低。

近十年來在台灣雖然就讀大學機會增加，但台灣的大學卻違反市場機制。前教育部長黃榮村談到，由於台灣出現公立大學辦得比私立大學好的奇特現象，在台灣比較窮的孩子卻多是念私立大學，又必須繳交比較高的學雜費，其實並沒有真正發揮市場機制。

以私校體制來看，美國私立大學可以充分反映市場，勝過公立學校；英國雖以公立學校為主，但私校一樣辦得很好；台灣卻正好相反，私校辦得始終不如公立學校，學生付出更多的價錢卻買不到更好的產品。這樣的高等教育市場已經出現問題，最近大學生出現「反高學費政策」的呼聲，自然能夠獲得社會共鳴。教育部雖然有意進行管制鬆綁，但範圍十分有限，教育部長杜正勝更嚴格訂定大學調漲學雜費的標準，禁止結餘超過一五％的大學調漲學雜費。教育部既不相信市場，也不願解除管制，這種矛盾心態只會阻礙大學的改革步伐。

更令人失望的是，台灣對大學的國家投資，竟在市場興起時悄悄退場，多數年輕孩子仍得就讀昂貴的私立學校。吳鳳技術學院校長鄭國順曾經在交大、清華任教，擔任中正大學校長後又到吳鳳技術學院。經他對學生的身家調查後發現，國立大學學生較多是來自經濟優勢的家庭，但到吳鳳技術學院就讀的，卻以經濟弱勢的居多。他們的父母，年輕時都沒有機會讀大學，現在卻要負擔孩子高額的教育費用。鄭國順說，現在城鄉差距在國中、國小就開始拉開距離。投資較少的鄉下孩子能夠就讀大學的，一定比都市少。一個循環下來，社會階級流動就減低，翻動的機會就更少。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助理教授林本炫也批評台灣雖然廣設大學，但新設的都是以私立為主，使得中下階層民眾的大學之夢，實現得很辛苦。林本炫看到學生常要趕著去加油站、便利商店打工，實在太令他心疼。

回顧台灣的大學發展，大學數量的增加固然滿足更多人戴方帽子的希望，但大學品質的低落卻攸關國家發展。若想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創造力，就必須提高教育投資，這方面國家責無旁貸，同時得真正對大學發展解除管制，大學才可能獨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