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VD數位科技討論區 - 紐約時報: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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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
張彥
2020年3月14日

倫敦——大約兩週前，我走下從北京飛往倫敦的航班後，知道自己必須做什麼：馬上自我隔離。

我住在中國，那裡自1月下旬起開始實行的大規模封閉管理讓所有居民——甚至包括那些遠離疫情中心武漢的居民——明白，他們都在面對一場全球衛生危機。
我在北京的登機過程是對這場危機的最後提醒：需要經過兩次強制體溫檢測，填寫一份電子版的健康聲明，並在聲明中提供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和兩個聯繫電話。

但當飛機快要到達倫敦時，我開始有了一種幻夢般的感覺。航空公司發給乘客一張廉價打印的紙張，上面只建議我們在感到不適時撥打常規的國民健康服務系統(NationalHealth Service)熱線。落地之後，沒有對入境者進行體溫檢測，也無需填寫健康聲明，這意味著如果乘客中有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英國官員將無法追蹤我們。我們只是走下飛機，摘下口罩，然後消失在城市之中。

那之後的幾天裡，歐洲和美國都受到了在他們那裡迅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震動。義大利如今已經封城，美國各地的病例數在迅速增長。股市已經徹底崩盤。週三，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了所有人都早已知道的情況：疫情已進入全球大流行。也許當你讀到這篇文章時，健康檢查和申報終於在倫敦等地的機場成為強制性的。

但這並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幾週裡，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對新冠病毒暴發的態度，如果不是完全消極，也是異乎尋常地被動，換句話說，這些地方的政府讓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擦肩而過。這讓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已經在中國看到了這種最初不願面對問題的後果。但是，中國不得不應對的是一場極糟糕的、突如其來的意外，而西方政府得到通知已經好幾週了。s

就好像中國的經歷沒有警示西方國家不作為的危險那樣。結果是，許多政府似乎已在模仿中國採取的一些最糟糕的措施，而對其最好的措施或成功視而不見。

外人似乎想把中國的經歷看作是其獨有的。我想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自我安慰的想法就是，中國那麼遙遠，那裡的流行病肯定不會那麼廣、那麼快地傳到這裡。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外人——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人，對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有成見，這讓他們低估了中國的做法給他們的國家帶來的可能價值和意義。

直到最近，一個主要的故事情節是，由於當局在去年12月底壓制了早期吹哨人，讓病毒得以傳播，這才使中國的疫情失去了控制。當中國在今年1月採取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時，一些主流外國報導不只批評這些措施過頭了；他們還將採取這種做法描述為徹頭徹尾的倒退，或者根本毫無意義。中國的確因為在一週多時間裡建了兩所醫院而得到讚佩，但就連對這一壯舉的驚嘆裡也夾雜著某種一定有邪惡在起作用的意識，就好像是驚嘆「希特勒建造了高速公路」那樣。當政府設立隔離場所收容被感染者，以防他們將病毒在家裡傳給家人時，這種做法被描述為是反烏托邦式的，或者充其量是混亂的。

駁斥西方的這些理解讓我略有不安。我知道中國官員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蓋了問題，做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決定。我也知道中國的領導人現在想把他們的高壓手段作為典範來推廣。國家主席習近平本週二首次視察了武漢，這是一個不直接言明的成功的里程碑。

儘管病毒仍在那裡導致每天數十人死亡，政府宣傳卻在標榜中國模式，嘲笑美國抗擊自然災害的努力。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區受害之際，中國在大肆宣揚自己的援助努力，派工作隊前往伊朗和義大利交付物資、提供建議。中國還對一些疫情嚴重的地區實施了旅行禁令，別國對中國採取這種措施時，中國政府曾批評其過分。

然而，如果認為中國的決定主要基於簡單粗暴的專制主義，那將是愚蠢的。人們不必從醫學角度為中國的每項措施進行辯護；那是專業醫務人士可能會在未來幾年裡爭論的問題。

但值得承認的是，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在一個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得到執行。

比如，在譴責中國官員1月初對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威脅不予理會的決定之前，請記住當時還沒有關於新冠病毒導致任何死亡的報告。拿比如美國的目前情況與之作對比：儘管已經有了好幾週的自由信息流動，人們看到了中國數千人死亡的現實證據，但美國仍有一些政治派別——包括白宮裡的某些人——為了淡化風險在推動一場虛假宣傳運動。

如果你覺得批評川普總統太容易了，請想想我在倫敦機場的經歷吧。或者回顧一下德國本週早些時候在自己疫區裡舉辦一場大型體育賽事的決定。或者日本讓乘客在未做適當檢測的情況下離開受感染游輪的決定。這些國家中有些已在改口，試圖為以前無所謂的態度作辯護，但這已經錯過了幾週的時間。

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的處理方式的確笨拙，但他們很快採取的措施比迄今為止許多民選領導人採取的都果斷得多。不管制度專制與否，他們也需要得到公眾的支持。中國領導人或許不需面對選民，但他們也在乎執政地位的合法性，而這同樣取決於他們的執政表現。

中國隔離措施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在這些措施妨礙了老年人和殘疾人得到醫療救治的時候——的確不必要地粗暴。但總的來說，我並不認為大多數人不喜歡這些措施。政府努力讓人民接受採取嚴厲措施的必要性。政府使用社群媒體帖子、新聞報導、廣告牌、廣播節目和文章，把病毒的風險用狂轟亂炸的方式發給民眾。在北京的一個公園，循環播放的錄音告誡人們：「洗手要徹底。避免見朋友。遠離最安全。」

據我在封閉管理最嚴格期間在中國好幾週的居住經歷，以及與不滿的精英階層以外的不同群體的交談，人們雖然對這些遏制措施感到沮喪甚至憤怒，但基本上也都支持。

有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體制如何未能在初期阻止疫情的暴發，但他們同時卻忽視了中國體制的有效做法。在機場檢測體溫、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或為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這些都與專制主義沒有關係。

不是所有的開放社會都手足無措。新加坡、台灣、或許很快還會有韓國，都採取了有力而理性的遏制病毒措施，展示出大部分西方國家似乎缺少的見識。這或許是因為這些國家距離疫情暴發中心更近，他們的政府能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在密切關注著中國的鐵拳措施。

但好幾週來，更遠地方的太多國家對先是在中國、後來在亞洲其他地區的疫情發展無動於衷，似乎這一切都不關他們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願而猶豫不決。有些則似乎又成為中國是永遠的「異己」這個觀念的犧牲品，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可能與我們有關，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訓——除了反面教訓。